周立波虽然一直对文学的现实主义理论情有独钟,《澳门新葡萄京棋牌手机版陆犯焉识》再次将二十世纪的中国百年

 励志文章     |      2020-01-12 12:43

《汀泗桥》也可以被归类为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书中所写的汀泗桥的历史,也是汀泗桥的革命史。革命性,是这部小说的一个重心。这是由一种必然性所决定的。中国现代史的中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史,汀泗桥的现代史首先是革命史。然而现代中国革命既不是自然而然地发生,也不是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般凭空出现,革命需要革命性的开启、发生和成长。《汀泗桥》表现了男主人公刘来宝从汀泗桥饭馆小伙计起步,加入革命阵营,经过重重出生入死的考验,最后成长为共产党的区委书记的曲折历程;表现了汀泗桥地区在辛亥、北伐、抗日和解放战争时期经受的革命战争洗礼,表现了汀泗桥的革命与反革命的激烈搏杀。以汀泗桥革命为叙事中心,小说可谓抓住了汀泗桥现代史的主脉。

这是一个难以两全的矛盾。但是如果还原到具体的历史语境,可以说,周立波的创作,由于个人文学修养的内在制约和他对文学创作规律认识的自觉,在那个时代,他是在努力地寻找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他既不是走赵树理及“山药蛋”派作家的纯粹“本土化”,在内容和形式上完全认同于“老百姓”口味的道路,也区别于柳青及“陕西派”作家以理想主义的方式,努力塑造和描写新人新事的道路。他是在赵树理和柳青之间寻找到“第三条道路”,即在努力反映农村新时代生活和精神面貌发生重大转变的同时,也注重对地域风俗风情、山光水色的描绘,注重对日常生活画卷的着意状写,注重对现实生活人物的真实刻画。也正因为如此,周立波成为现代“乡土文学”和当代“农村题材”之间的一个作家。

摘要: 如今的小说作品越来越多,但是真正值得我们向别人推荐的小说,耐看的小说却越来越少。或许是我们所能够接触到得小说作品数量剧增,过多的选择让人无所适从?或许是我们早就没有了阅读时那种平静的心态?2010年已经过 ...如今的小说作品越来越多,但是真正值得我们向别人推荐的小说,耐看的小说却越来越少。或许是我们所能够接触到得小说作品数量剧增,过多的选择让人无所适从?或许是我们早就没有了阅读时那种平静的心态?2010年已经过去,回头看看这过去的一年,有几部小说推荐一下的价值还是有的,选择点东西和大家谈谈。2010年林林总总、形形色色的长篇小说,其基本的构成,主要是两个大类,即以职业作家或专业作家为主的传统型写作和以业余或网络作家为主的类型化写作。应当说,传统型的长篇小说,因为偏重审美、注重突破,更多地体现了年度长篇小说的艺术进取;而类型化的长篇小说,因为偏于通俗、贴近市场,更多的意义在于满足多样的读者与大众的消费。有了这样的认知与界定,人们就不难理解,以传统型写作为主来观察与描述年度长篇小说的情形,既是自有情由,也是势所必然。乡土与大地长期以来,因为乡土社会占据中国社会生活主流,以及乡土文学的传统深厚和影响深远,乡土题材写作一直是长篇小说中的主脉之一,不同时期都有突出的作家和重要的作品。这使得乡土题材的长篇小说,在写作突破与艺术创新上,十分困难。但2010年的乡土题材长篇小说,却在题材领域的延展、写作视点的出新上,让人们感到了不少的新意,看到了不少的亮点,如张炜的《你在高原》、朱晓平的《粉川》、关仁山的《麦河》等。这些作品或者超越传统的规范,在俯瞰大地、面向自然的更为广袤的意义上观照乡土,或者把看取生活的视角拉到最底层,以观念与艺术上的协同求新,来获得新的进取与新的意蕴。张炜篇幅庞大、叙事宏大的《你在高原》,副题便是“一个地质工作者的手记”,极言其踏勘大地、直面现实的特有品质。全书由宁伽的个人行状与人际关联串结起一个个故事,内蕴包含了历史的回思、现实的审视、乡土的踏勘、都市的体验,以及不同时期的普通人的命运和文化人的思索。多人物的声像、多故事的意味,共同汇聚成了一部社会变迁史、人的心灵史的艺术长卷。每一部都有声有色、有滋有味,总起来又嘲尽人情、摹穷事态,使得这一部长河之作具有着三气合一的鲜明特点,底气十足、元气淋漓、正气浩然。曾以《桑树坪纪事》一鸣惊人的朱晓平,沉寂多年之后拿出了《粉川》,这是他的《苍白》三部曲中的第一部。这部作品在传奇性的曲婉故事中,汇聚了十分复杂的人生内涵。“骡子腿”与女相好、马飞雄与女戏子、白三怪与小嫂子——几个男人在兵荒马乱之中不避汤火,奋然前行,而系恋他们、滋润他们的,却是身后的贤良可人、风情万种的各类女性。混乱的时势、浑厚的土地,上演着美与丑、情与仇、爱与恨、兵与匪、男与女相互博弈又相互依附的人间大戏。乡土文化与生殖文化在日常生活的深切融合与自然流动,构成了作品浑象又浓重的特有文化底蕴。这部作品的好看之处与难评之处,都在于作品里的人情与人性,赤裸又赤忱;情爱与性爱,本色又本真。而且,乡土的粗粝与粗野、人性的元素与元气,融合一起构成了乡间生活的原生形态与自然流动,让你一眼难以洞穿,一言难以蔽之。关仁山的《麦河》成功地超越了他此前的乡土题材写作。这部作品通过瞎子艺人白立国的独特叙述视角,以写实与写意相融合的灵动文笔,讲述了麦河流域的鹦鹉村上世纪初至今长达100多年的历史演进,包括土地流转的新形式和百年的土地史,小麦文化和麦河流域的民俗、以及艺人“瞎三”自身的形象、贪官的落马、卖淫女的自救、曹双羊的发家史等等。这一切使得小说在对于乡土的历史与现实的观照与描述上,不仅极有广度,而且卓有深度,还别有厚度。作品在保持现实主义基调的同时,不时透示出浪漫主义的色彩。善庆姑娘变鹦鹉,百岁神鹰虎子的三次蜕变,虎子对过去与现在的通晓、对未来的预知,人与死者通过泥塑对话等等,都使《麦河》呈现出一种魔幻般的神秘气息与浓烈的民俗风格,并与土地的异动、大河的流动、小麦文化的积淀等桴鼓相应,相映成趣,构成了一曲有关土地的炽情恋歌与深情颂歌。边地与要津长期以来,由于远离中原大地与中心都市,地理上属于边疆与边境的地区,既是游移于主流社会生活的边远之处,又是游离于主流文学写作的边缘之地。但在现当代以来,这种情形在社会演进与文学发展中,都有较大的变化与改观,边地不仅成为国家的要塞,而且成为文学的要津。这些年甚至在“西藏题材热”、“宁夏西海固作家群”等,形成一些不大不小的热点与焦点。2010年的边地题材小说,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继往开来的。其中,宁肯的《天·藏》、范稳的《大地雅歌》、杜光辉的《可可西里狼》等作品,在边地题材的自出机杼与独辟蹊径上,因格外注重地域文化中的独特精神,各有其亮点,犹有代表性。宁肯的《天·藏》书写不同人等的藏区生活,却选择了一个精神的制高点,那就是由从佛教学者马丁格要与来自法国的父亲让—佛朗西斯科·格维尔“对话”为主线,串结起一系列的“对话”。他们那谈锋睿智、内容丰饶的对话中,怀疑论哲学家的刨根问底的质疑、佛教信奉者深入浅出的答疑、西方哲学大师长于逻辑思辨的严密推理、东方学新锐善于形象联想的出色演绎,都显示得锋芒逼人,展现得酣畅淋漓。在马丁格和让—佛朗西斯科·格维尔父子“对话”之外,作品还让更多的“对话”同时展开或交叉进行。此外,还有藏人与佛学在“对话”,汉人与藏人在“对话”,人们与自然在“对话”,现实与历史在“对话”。身体与精神在“对话”,自我与存在在“对话”。“对话”是交流与交往,“对话”是生活与生存,一切都在“对话”中,“对话”构成了关系,形成了人生,组成了世界。通过这种表述方式,作者不但言说了无法言说的,表达了难以表达的,而且在一部作品里囊括了西藏的魅力、佛教的要义、精神的奥秘、人性的诡异等多重意蕴,让人思考不休,咀嚼不尽。 范稳的“藏地三部曲”第三部《大地雅歌》,与他的前两部作品不同,以一种浪漫的风格回到世俗的人生,那就是用一段有信仰的爱情来诠释一个时代的风云。作者以汉藏结合地带的康巴藏区多种民族、多元文化、多种信仰的相互交流和碰撞为题材,描述新旧两个时代不同的信仰状态和因信仰而造成的曲折多变的人物命运。在那个大动荡的时代里,所有的人因为“爱”和“爱”的冲突——宗教之爱和世俗之爱,而互相伤害与被伤害。这部小说的独特之处在于写出了三种力量的交叉碰撞:藏地佛教的神性力量、基督教在藏地的影响力、性爱引发的自我拯救力量。而这样三种力量又贯穿于“爱”的主题中,具体化于扎西嘉措、央金玛与格桑多吉之间爱的关系中。范稳在这部小说中,力图对藏地文化去神秘化,对佛教去神圣化,写出藏地文化与佛教的悲悯情怀,以及更具有人情味的世俗经验,让男女之爱走向人类“大爱”。他为他的这些意向找到了一个好故事,而这些好故事也遇到了他的好文笔,一切都称得上心手相应,侔色揣称。杜光辉的《可可西里狼》从书名上望文生义,会以为是动物小说。其实这部作品与其说是写狼不如说是写人。作品由上世纪70年代初期一支解放军测绘分队进入可可西里无人区执行测绘任务发生的鲜为人知的故事,既真切地表现了为保护生态环境、拯救生态危机而战斗不息甚至付出生命的英雄,又无情地揭露了为了个人利益而不惜破坏生态的恶人与恶行。作品由此既向人们发出警示:不能再无视自然与动物的存在,否则大自然就会以它们的方式来惩罚我们;又向人类自身发出诘问:贪欲与权欲有如瘟疫病菌,不加预防就会腐蚀肌体,并使人性变异。小说书名叫“可可西里狼”,其实有着深刻的用意。读了作品,就会知道:真正的狼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狼性。狼性一旦吞噬了人性,人就变成兽,变成魔,这比起狼来,不知要可怕多少倍。这是生物与生态的切肤忧患,更是人性与人类的忧深致远。历史与个人作为个体的人,必须生存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生活于一定的历史进程之中,而不同的社会阶段与历史时代,又为个人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不同的背景与环境,这使个人的人生演绎充满了种种不确定性。因此,一定历史中的个人的境况、命运以及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就成为反观历史、考察人性的重要参照,也成为文学创作中经常性乃至经典性的描写主题。2010年的此类小说,虽然为数并不很多,但却姚黄魏紫,各具其秀;春兰秋菊,各有千秋。艾伟的《风和日丽》;由尹将军的私生女杨小翼寻找父亲的艰难过程,审问了一个不负责任的父亲,也审视了一个不堪回首的时代。因为父亲身居高位后的难以由衷和自有苦衷,杨小翼及其生母杨泸的一生不幸与命运坎坷也就必然注定。渐渐地,作品又由杨小翼的命运坎坷,尹将军的舍情取义,以及相关人物的彼此影响的悲欢离合,揭示了在政治至上、革命至上的那个特殊年代,“政治”对于人情的忽视,“革命”对于人性的漠视,由此实现了对过往历史的深刻回望与深切反省。乍一看来,似乎是尹将军影响了杨泸,杨泸又影响了杨小翼,杨小翼又伤害了伍思岷、祸及了尹南方、影响了刘世军。其实,从尹将军起始,每一个人都是政治棋盘上的一颗棋子、历史长河中的一粒沙子,他们都是被时代风云所裹挟,为社会潮流所冲刷,是历史悲剧中的个人角色。可以说,《风和日丽》是以杨小翼60年的个人遭际的坎坷,来透视革命历史60年的得失。人性百态与人生诸味,都在其中,不一而足,让人荡气回肠,引人深长回味。张者的《老风口》在当年的马指导员讲故事、摆龙门的过程之中,以连长胡一桂的坎坷经历为主轴,展开新疆建设兵团26连十数年间可歌可泣的屯垦史,从而也折射了兵团人半个世纪可歌可敬的戍边史。在胡一桂那些看似异常又似乎背运的遭际里,人们不难读出他的包裹在突兀、莽撞外衣里的英勇无畏与敢于负责、任劳任怨与机动灵活,他以他的失察、失误,换来的是连队的发展、他人的幸福。也许从他的总是不合时宜的遭际里,我们还能读到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在军事化的兵团体制下,一个有个性的生命个体与讲服从、讲共性的强制性需要、集体性组织之间,存有的明显的矛盾与隐性的纠葛,以及置身这种矛盾与纠葛之后的顺应与探索、忍耐与坚持。在矛盾中前行,在困苦中奉献,把自己的青春挥洒在兵团的事业中,把自己的人生奉献给新疆的屯垦中,这既是胡一桂这个典型人物的大半个人生的写实性素描,更是以胡一桂为代表的老一代兵团人的一个历史性缩影。迟子建的《白雪乌鸦》是以历史上的鼠疫灾难为背景的,但展开的画面却超越了灾难本身,可以说是借鼠疫这一灾难透视“人们的日常生活状态”,寻索“死亡阴影笼罩下的生机”。因此,灾难面前的人性呈现成为作家最为看重、小说最为突出的内容。在鼠疫带来的天灾中,虽然也有伍连德那样力挽狂澜的英勇壮举,但更为常见的还是普通人的本能反应:有人被吓坏甚至死亡,有人萎萎缩缩,也有人从容淡定,还有的人毅然奋起。在鼠疫造成的日常生活变异中,不同的人物都自然而然地展现着自己的性格和命运,也都顺理成章地演绎着各自的爱恨与情仇、危机中的生机、暗夜中的曙色、人性中的闪光。小说由市井图的精描细画与小人物的悲欢哀乐,再现了历史的一页,更留下了深长的意味。这种意味显然也是双重的,一方面是普通人面对灾难的难以抗拒和惨烈命运,另一方面又是底层人由个体的隐忍构成的群体的坚韧。历史改写着人,人也改写着历史,这便是人与历史同在的原由。罗伟章的《大河之舞》探寻的是巴人在历史中消亡的秘密。作者曾告诉人们:“我所写的,并不是一部历史小说,而是对现实人生的观照。我希望把历史和现实打通。”事实上,作品由一个女疯子的影响、三条大河的流变,串结起一个神秘民族的远古前史与近世故事。人类的困惑和突围、文化的传承和流失,以及神界和人界、传说和历史、荒诞与现实、政治风云和种族命运等,都成为一场场凄美而决绝的舞蹈,在三河流域和罗家坝半岛上隆重演出和黯然谢幕。作者对于罗家坝半岛及巴人后裔未来命运的描写,呈现出半是颂歌,半是挽歌的两难与困惑:看似热闹而璀璨的巴人遗址、观光农业、五星酒店、巴人街等,在强化着现代化与产业化的同时,却也在加速着巴人文化的快速消亡。一个独特民族群落的“大河之舞”越来越成为了遥远的记忆。可以说,作品是一个民族群落与精神文化的纪念碑,由此悼念这过早消亡的民族,由此缅怀不该消失的历史,这无疑既让人唏嘘又引人反思。 都市与时弊如果说改革开放之前的社会生活,基本是乡土一脉占据主流的话,那么,改革开放之后的社会生活,重心一直在向大大小小的都市位移。这种时代的变迁与现实的境况,必然要反映到文学创作中来,使过去并不发达的都市写作蓬勃兴起,渐成气候。但也不言而喻,因为都市承载了经济的繁荣、文化的碰撞,乃至理想的打拼、欲望的博弈,从生活现象到人们内心,都呈现出一种驳杂与混合的状态,如时尚与时弊兼有、希望与失望并存,等等,使都市生活成为折射当下人生与现代人性的一面多棱镜。这使它既由此反映着社会生活的新的变异,又体现着文学自身的新的进取。2010年的小说创作在这一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杨争光的《少年张冲六章》由“问题孩子”的角度切入当下都市,他是把生存环境看成一种特殊的“土壤”,通过少年张冲在学习与成长中,被家庭与父亲、学校与老师层层约制与重重打磨,从而变异成为一个“问题孩子”的过程,来反思传统文化与应试教育自身的严重问题。让人感到痛心的是,本来都是亲人,但后来却成为路人,甚至成了敌人。这是压力的后果,也是培育的结果。张冲的悲剧是张家的悲剧,其实也是教育的悲剧、时代的悲剧;问题少年其实折射的是问题父母、问题老师、问题教育。这个作品不是简单的父与子的问题,而是把当下的很多现象,把如何对待人、教育人等很多问题融合进来。作品充满深切的反思与愤懑的反诘,但这一切都由人们司空见惯的日常生活自然而然地带出,读来在引人入胜之中令人警醒,让人汗颜。李师江的《中文系》也涉及了当下都市里的大学教育,以主人公师师的友谊与爱情为线索,描写了上世纪90年代中期大学校园的生活。高墙之内的大学城是现代都市的小社会,在这里,学术与市场、清高与媚俗,自然而奇妙地混合一起,让人难以分辨,苦于应对。小说洋溢着青春气息,也流淌着幽默情趣,以一种不修边幅的真实,展示了那个年代特有的时代氛围,也写出了主人公成长的过程。小说既由师师、凯子与左堤的爱情故事,揭示了友谊与爱情、忠诚与背叛的相互纠结;又由理想主义和现实社会的冲突与博弈,展示了那个年代特有的时代氛围,也写出了主人公成长的过程。小说在第一人称的叙述中,融入了作者个人的生活体验和内心感受,具有一种逼真的生活质感,同时也以成长的回溯、自我的反省,给人们带来诸多的人生思考。徐小斌的长篇新作《炼狱之花》以神女海百合与作家天仙子为两条主要线索,构成魔幻与现实相交织的叙事方法,但两条线索都指向社会文化生活的媚俗与混乱、势利与丑陋。单纯的百合在人类世界经历了难以想象的各种艰难险阻,充分领略了尔虞我诈、欺世盗名、见利忘义、口是心非、指鹿为马、恶意中伤等人类惯伎,当善良无法阻止恶的蔓延的时候,她决定以恶制恶。而集真善美于一身的天仙子始终与这个现实世界格格不入,最终只能遭遇到冷落和凄凉。而她在女儿曼陀罗死后有感而发地说道:“我们从小被教导要追求真理,可是我现在倒是觉得,从现实出发,还不如学习如何制造比真理更合逻辑的谎言呢!”这是她的感言,也是她的失望,更是她的控诉。有了这样的真人真言与实话实说,《炼狱之花》便由浪漫与奇幻的艺术方式,直击当下的社会现状与文化现实。作品在体现作者潜在的智力与能力的同时,也表现出作者超常的胆识与勇气。潘向黎的《穿心莲》,由一个知识“剩女”自身的情感经历与感知到的他人的情感生活,涉及到当下都市社会里最为常见而敏感的爱情话题。专为迷失在爱情和婚姻里的人们答疑解难的情感专栏女作家深蓝,因惨痛的情感经历早已不相信爱情,抱着“女人要自强”的观念和男友过着索然无味的同居生活。然而,一个向她发出求救信息的女读者,却迫使她重新审视情感的深不可测。原先清晰的,又变模糊了,原来坚定的,开始动摇了。在这看似退步的情形中,她其实更添了一份清醒,更多了一些自知。“没有自由的爱,没有爱的自由,我都不要”。这是深蓝个人关于爱情长考的最新答题,也是一个抛向女性与社会的严峻问题。作品在行云流水般的叙事中,既诘问着爱情,又拷问着人性。在上面的几部书中,有的在本站中已经介绍过,多少是值得一看的小说,也是在为数众多的小说作品中比较耐看的小说,把这些小说推荐给大家吧,让您在有暇时刻细细品味一下这些不错的小说。

摘要: 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纷繁富饶,从中生长出众多经典的文学作品。著名旅美作家严歌苓曾以此为背景创作出了不少经典之作,如《第九个寡妇》《一个女人的史诗》《小姨多鹤》等。近几年,严歌苓再次将关注的视角投向这段千 ...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纷繁富饶,从中生长出众多经典的文学作品。著名旅美作家严歌苓曾以此为背景创作出了不少经典之作,如《第九个寡妇》《一个女人的史诗》《小姨多鹤》等。近几年,严歌苓再次将关注的视角投向这段千疮百孔风云际会的历史现场,创作出将近40万字的《陆犯焉识》,由作家出版社在2011年11月隆重推出。这是她迄今为止最长的一部长篇小说,也是她创作史上具有颠覆性意义的转型之作。从《第九个寡妇》到《小姨多鹤》,再到《陆犯焉识》,严歌苓创作生涯中的众多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大部头长篇之作均在作家出版社编辑出版。在这里,我们与读者一起共同见证了一个在胸怀、气象上都让这个时代文学更为丰盈多姿的作家的不断成熟和完善。严歌苓的小说向来重视人物塑造的丰满与厚实,人物始终作为故事永恒的内核而存在于一次次娓娓的讲述中。《第九个寡妇》中至情至性、“像豹一样的野性女子”王葡萄,《小姨多鹤》中美丽、坚韧、低调的日本女子多鹤等,都为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女性人物画廊贡献了独特的个性存在。严歌苓的最新长篇小说《陆犯焉识》,是其继《第九个寡妇》《小姨多鹤》之后又一部具有重要转折意义的重磅作品。严歌苓近年来一直萦怀于对自身家族史特别是对其祖父人生遭际和精神世界的探寻。依此多年的功课,《陆犯焉识》以深远的济世情怀,将知识分子陆焉识的命运铺展在中国政治这块庞大而坚硬的底布上,从而检视了残酷岁月里生命可能达到的高度。此次严歌苓将关注的视角从女性人物转向男性人物,将知识分子陆焉识放置在中国二十世纪严苛的政治环境中,将宏大的历史叙事与传奇的个人经历熔于一炉,从而谱写了一曲政治与人性之歌。《陆犯焉识》中,作为故事的主人公,陆焉识迥异于严歌苓以往小说中众多光彩熠熠的女性人物形象,而成为独特的“这一个”。陆焉识本是上海大户人家才子+公子型的少爷,聪慧而倜傥,会多国语言,也会讨女人喜欢。父亲去世后,年轻无嗣的继母冯仪芳为了巩固其在家族中的地位,软硬兼施地使他娶了自己的娘家侄女冯婉喻。没有爱情的陆焉识很快出国留学,在美国华盛顿毫无愧意地过了几年花花公子的自由生活。毕业回国后的陆焉识博士开始了风流得意的大学教授生活,也开始了在风情而精明的继母和温婉而坚韧的妻子夹缝间尴尬的家庭生活。五十年代,陆焉识因其出身、更因其不谙世事的张扬激越而成为“反革命”, 在历次运动中,其迂腐可笑的书生气使他的刑期一次次延长,直至被判为无期。这位智商超群的留美博士由此揣着极高的学识在西北大荒草漠上改造了二十年。精神的匮乏、政治的严苛、犯人间的相互围猎与倾轧,终使他身上满布的旧时代文人华贵的自尊凋谢成一地碎片。主人公陆焉识身上寄托了作者对知识分子的想象——正直、善良却又不失圆润与聪慧。他身上有着旧时代文人浓郁的华贵气息,自尊与自傲是其捍卫自由的精神底线。而他的自尊与原则却与他所置身的社会与政治环境间出现了抵牾。作为一个文人,他处处以自己的原则作为行事的指南,不论是在国外求学的华盛顿,还是在国内教书的重庆、上海,外界强加的政治导向对他丝毫没有约束力,他依然在严苛的政治环境中坚守着自己的处世原则与人格独立。即使在重庆教书期间因为“政治觉悟”问题曾被当局拘禁而度过了几年囚徒生活,他在释放后依然坚持己见毫不动摇。终于,在更大的政治风波中,他作为“反革命”而被判无期徒刑,在西北大荒漠进行了长达二十年的劳动改造。残酷改造岁月让他身上曾有的自尊褪去,他通过伪装成哑巴一次次从生命的绝境中逃生。改造过程不仅仅是对他身体的摧残,更是对心灵的磨砺。他的高调与激越在精神的贫瘠地上日渐萎缩,直至最终湮没。《陆犯焉识》再次将二十世纪的中国百年历史作为故事发生的背景,将知识分子陆焉识在历史和政治的夹缝中的艰难挣扎与生存状态进行了细致的描绘。“自由”是以陆焉识为代表的那一代知识分子毕生追求的精神所在,是其付出沉重代价所追求的精神归宿。为了坚持自由,他与时代、政治百般周旋,但也并未磨合出一条双方皆欢的结局。故事结尾,被释放后回到家中的陆焉识却发现他再也找不到曾经的家,曾经的爱人,曾经的位置,世俗的眼光再次将他判了无期……人性深层的悲哀跃然纸上。在主人公陆焉识身上,严歌苓寄寓了对祖父那一代知识分子精神境遇的探寻,也间接表达了对知识分子身上的坚韧与理想的仰望。同时,《陆犯焉识》又创造出了一种爱情模式。在前半生的陆焉识眼里,冯婉喻并不是作为所爱的人而存在,而只是继母强加给自己的另一半而已。他并无愧疚地在华盛顿和重庆两地谈了两段不长的恋爱,并试图从中找到所谓的真正的自由爱情。后半生在西北大荒漠上的改造过程中,在枯寂中反刍与冯婉喻之间的婚姻,使他确认了内心对婉喻的深爱。婉喻曾是他寡味的开端,却在回忆里成为他完美的归宿。在这里,回忆具有了强大的改变力量,从而改变了陆焉识的后半生。苦涩年代里的爱情软化了政治的坚冰,成为他活下去的勇气和动力。而故事结尾处的相遇而无法相认,更是搅动了人物深层的巨大哀痛。爱情,要经历多少磨难,才能穿越历史风尘再次携手?对于严歌苓来说,这个大部头小说的创作,也经历了许多波折。为写这部小说,两三年来严歌苓多次往返于主人公盛年时流连的花花地华盛顿、上海和其后半生作为右派被禁锢的流放地西北大荒漠体察生活,世态的炎凉和命运的多诡尽收眼底。严歌苓写作一贯追求严谨和完美,书稿多次修改,反复打磨,出版社已经经过了两轮编校后,她依然对小说的部分内容进行了修订。这部小说名字的确定也颇费周折,先是叫《浪子》,后又改叫《无期》等等,一直觉得不够贴切而又深意,直到最后才最终确定为《陆犯焉识》。小说中无论是对人物的刻画还是小说的整体写作手法,都有着重要的尝试,称得上是一部里程碑之作。严歌苓因其对中国二十世纪历史的精到把握而直接触摸到历史的最底层最细处,进而用最大胆的笔触,直逼了人类精神的灰色地带,用最温情的回眸,抚摸了岁月带给爱情的伤痕。她的作品被称为 “近年来艺术性最讲究的作品”。 她笔下的故事离奇而又平实,冷酷却是温暖;其讲述冷静与幽默同行,温情与练达并重,大有“翻手为苍凉,覆手为繁华”之概。通过《陆犯焉识》的写作,严歌苓再次带领我们返回到二十世纪的历史现场,去感受那一段艰苦却丰饶的历史与爱情。那些爱情里,有我们祖辈父辈的身影;那段历史里,有文人的坚持与守望;那些交织而成的人生里,有我们对人性的思考与回味。

在创作《保卫延安》的过程中,杜鹏程既注重文学作品的新闻属性,又注重文学作品的艺术属性,这为他全面展示丰富而真实的战争场面起到了积极作用。杜鹏程的记者“身份”,对其从事战争小说创作也产生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杜鹏程从事战争小说创作正可以看作其记者身份驱使的结果。“1947年初,西北新闻队伍要扩大,到处物色干部。组织上看我对文学有兴趣,而且经常写东西,就调我到边区群众报社工作。”随军记者的生涯,使得杜鹏程能够远距离地观察和体验生活,尤其是记者对新闻事件提炼时所注重新闻的“价值”,就与小说创作所需要的“典型性”具有了某种同构性。这既为杜鹏程创作《保卫延安》奠定了丰富的生活基础,也奠定了方法论的基点。对此,杜鹏程曾这样说过:“1948年以后,情况好转了,发了许多材料,又看了许多军事著作和重要文件,如西北战场的战斗总结等,这样,我就可以把感性的认识提高到一定的理性高度来认识,真正理解战争胜利的精神和力量,真正研究和掌握战争的全面情况及其发展过程,培养分析、概括生活的能力。”至于杜鹏程在写作新闻时汇集整理战士的先进事迹材料,“仅日记就有一二百万字之多。这些材料都综合着自己的感受与体会,为《保卫延安》的创作做了必要的准备”。实际情况也显示,杜鹏程的记者“身份”对其创作战争小说,也的确具有一般“身份”不可取代的作用。如《保卫延安》的雏形,便是因其记者“身份”而来的“长篇报告文学”,该作品从延安撤退写起,直到进军帕米尔高原为止,记述西北解放战争的整个过程。但杜鹏程对自己所写作的“长篇报告文学”并不满意。在此情况下,他“才下决心写一部反映延安保卫战的长篇小说”。从1949年开始动手创作,到1953年终于完成,长篇战争小说《保卫延安》“在工作之余,一年又一年把百万字的报告文学,改为六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又把六十多万字变成十七万字;又把十七万字变成四十万字,再把四十万字变为三十多万字……在四年多的漫长岁月里,九易其稿,反复增添删削何止数百次”。由此说来,杜鹏程创作战争小说《保卫延安》之初,不仅其“身份”是记者,其“工作性质”隶属于新闻范畴,而且其创作报告文学也隶属于新闻范畴,只是随着对主题的提升,某些新闻的属性开始弱化,小说的虚构内容开始彰显而已。但是,这对《保卫延安》这一文本的属性还是起到了不可忽视的影响,那就是《保卫延安》因为其一开始的报告文学属性,以至于在向战争小说演变的过程中,因其恪守了现实的真实原则,从而使现实主义的原则获得了有深度的凸显,为其“史诗性”特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小说中的张海量也是一个性格复杂的人物。一方面他接受父母以欺骗的手段给他娶来周秀梅,另一方面为了维持跟周秀梅的婚姻而忍气吞声。他是喜欢周秀梅的,他同时又是一个很在乎自己和家族名声的人,为了这喜欢,为了这名声,他背负着道德的十字架苟活于世,最终以自杀得到解脱。这是一个极其隐忍的人,也是一个难以定性的人,在他的身上体现了一种复杂的人性。小说将这样一种人性表现得细致入微、千回百转、惆怅复惆怅。对人性洞察之深邃,挖掘之通透,是这部小说的又一成就。

周立波反映故乡农村生活的短篇小说,在20世纪50年代的环境中应该说是很有特色的。他的创作实践,无意中在“乡土小说”和“农村题材”之间建构起了自己的艺术空间。也就是说,在某种程度上,周立波接续了乡土小说的脉流,试图在作品中反映并没有断裂、仍在流淌的乡村文化,同时,在其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新的历史环境中,农村巨大的历史变化和新的文化因素已经悄然地融进了中国农民的生活。

解放战争中的延安保卫战,在革命历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是解放战争进程的转折点。杜鹏程的长篇小说《保卫延安》,是反映这段历史最为重要的战争小说。作家从宏大的视角把握中国革命历史,从对局部和细微的革命战争叙事转向对宏大的革命战争的叙事,这标志着战争小说获得了巨大的突破。小说以高昂的激情、宏大的规模、磅礴的气势,从正面描绘了解放战争中著名的延安保卫战。

地域性或者说地域色彩是《汀泗桥》一个鲜明的风格追求。书名是一个标志,而书中景观、风俗、器物、语言的方言化等等,也都有很强的地域标记或烙印,这种地域性成为《汀泗桥》的生动性和趣味性的一个来源。而地域性的实现与否,也能衡量出一个作家的功力。不充分的地域性是一个贴上去的标签,只会使作品显得灵魂苍白。而《汀泗桥》鲜明的地域性有机地构成了作品厚实的底蕴和坚韧的质地。

总的来看,在小说创作过程中,一方面,杜鹏程要努力把《保卫延安》写成反映西北战场乃至全中国战场的史诗,要体现出解放战争中的一些规律性的文化底蕴,使其对宏大的战争格局有着深度把握;另一方面,为了忠实历史和自我感知到的真实生命体验,他强化和凸现了自我的独特体验,并由此确保了《保卫延安》具有史诗般的文学品格。

《汀泗桥》对人性的表现亦多有令人称许之处。诚然,没有抽象的人性。革命性也是人性的一种体现,但革命性不是人性的全部,也并非所有的人都是革命者。对人性的描写,尤其是对革命与人性的交融和冲突的表现,成为《汀泗桥》这部小说纷呈的异彩。小说以刘来宝、周秀梅因相亲相识始,铺展了两人热烈而无法公开的恋情。刘来宝走上革命道路,成为汀泗桥的中共地下党领导人,周秀梅支持情人刘来宝的革命活动,但这是因为爱情而不是理解和相信刘来宝的政治信仰。在那样的年代,革命胜利与否犹在未定之天,革命不会干预刘来宝和周秀梅的爱情,甚至革命赋予两人的爱情以正当性:毕竟寿春堂掌柜、名医张海量和周秀梅的婚姻是建立在残酷的欺骗的基础上的。但革命又有党性和纪律的刚性,要求革命者无限的忠诚。在革命利益面前,革命者必须无条件放弃个人利益。小说的最后,汀泗桥革命胜利,但面临着国民党残余势力的反扑,在反革命暴乱袭来之际,周秀梅与张海量的儿子、被刘来宝培养为地下党员的张荣庭等人,却因地域和乡情的影响分不清形势,立场模糊动摇,即将被革命政权严厉处理。周秀梅因此对刘来宝深感失望,投河自尽。小说以周秀梅的悲剧爱情和婚姻始,以周秀梅的悲剧命运终,如此蕴含着革命与人性的张力的结局,显示了小说的一种内在深度。

杜鹏程的战争小说《保卫延安》,在借鉴中国传统小说注重情节这一优点的同时,又借鉴了俄罗斯战争小说的写作方法。杜鹏程的战争小说,从所受的文学的影响而言,主要集中在那些叙述历史事件的文学。这使其战争小说深深地打上了偏重于历史过程的痕迹,至于组成这历史过程的个人,则相对地退之于幕后。杜鹏程对此说过:当时,“写我人民解放军作战的作品,除了个别长篇和中篇小说之外,还有一些短篇小说及报告文学作品。我反复读过这些作品,并且从中获得不少教益和启示”。“在描写革命战争方面,既要求助我们当前已有的成就,而更多地是求助于以鲁迅先生为首的中国新文学,以及我国古典文学作品和苏联革命初期的文学名著等。”杜鹏程说的已有的成就和经验是不够的,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其所谓要求助于以鲁迅先生为首的中国新文学,就有点令人难以理解了。因为从《保卫延安》来看,鲁迅所开创的重在解剖国民灵魂的文学传统,并没有获得很好地继承,而与其所说的当时的“写农村生活和土地改革的长篇”倒是有着更多的契合点,如单一的政治视角下的历史过程的叙述。至于我国古典文学作品,其继承更多的是体现在对故事性的追求上,如在周大勇和部队失去联系后的英勇作战等故事,甚至带有传奇特点。这显然和《三国演义》《水浒传》所开创的文学传统有着渊源关系。至于其所表现出来的敌我立场,则比这些文本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说在《三国演义》中曹操被白脸化的话,那么在《保卫延安》中,很多敌方人物已经是奸佞化了。这都进一步限制了其所追求的“史诗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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