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新文学也并非只有70年,尽管藏族母语诗歌有着丰富的传统

 励志文章     |      2020-01-10 07:17

不只是本土作家,就连走进这片土地的外地作家,在有了多年的藏地生活经历之后,他们的作品也显示出藏地文化的影响力。马丽华1976年入藏从事文字工作,她的诗歌大多都是以藏区生活为题材。例如在1987年创作的《朝圣者的灵魂·即兴诗》,在讲述故事的过程中融入了对英雄格萨尔的敬仰和对七姐妹执著爱情的肯定,从素材到情感都深受藏族文学的影响。

进入90年代后,女作家更成为一个显著的存在,如海男、黄玲、王坤红、黄豆米、段瑞秋、杨鸿雁、叶多多、杨浩、黄雁、玛波、马丽芳、贾薇、夏吟、蔡晓玲等。这一代作家与之前的女作家们有明显的区别,她们在一定时期里以展示自我丰富的心灵世界为作品的主要内容。当然,时代与社会的变迁在她们的作品中仍然是不可忽视的内容。

记者团 王梦阳/摄

与藏族母语创作相似,藏族汉语诗歌于上世纪中叶出现于诗坛,并从新时期以来形成相当大的写作规模。诗人身处藏族文化与汉族文化的双重语境之中,身处传统与现代的双重选择之下,形成了藏族汉语诗歌独特的内涵。新中国成立之初,运用汉语写作的藏族第一代诗人是较早接受汉语教育的知识分子。以饶阶巴桑为例,他既是高原牧民的儿子,又是出身军人的“军旅诗人”。他的代表作《牧人的幻想》通过一位老牧人的形象塑造,展示了牧民在新旧社会不同的生存状态和命运变迁。诗作充满奇丽幻想,抒发着昂扬的情感。双重的文化语境使饶阶巴桑的诗歌“有着深厚的本民族诗歌的渊源,但却不是简单的原始的民歌,而是全新的创造”。

中国红高粱诗歌奖是由北京《诗探索》编辑部、高密市政府联合设立的诗歌奖项,以奖掖中国新乡土诗领域的优秀诗人。

陈人杰是2012年入藏的援藏干部,在短短6年的时间里,他阅读了大量的西藏文化典籍,走访西藏的神山圣水。他的《西藏书》积极吸纳西藏地方性知识:《伟大事物的反光》传达出忘情山水的自得与喜悦,《磕长头的人》表达对生命的敬畏与悲悯,《木碗》呈现心境的澄澈与通达。

1949年以前,云南新文学中女作家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位,如陆晶清、李纳、赵银棠等。1949年以后,妇女翻身解放的浪潮席卷大地,云南作家中,女作家的身影逐渐增多。电影《五朵金花》编剧之一的赵季康,同时也写小说、散文。柏鸿鹄1949年即出版了散文集《无影灯》,直到进入90年代后,她才开始了长篇作品的创作,2004年出版了长篇小说《风雨红颜》。冯永祺擅长散文创作,出版过多部集子。曾参与《阿诗玛》收集整理的刘琦,在儿童文学创作方面也取得了较大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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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族古典诗歌有解、类、库藏、集聚四种诗体。无论何种诗体,诗句多以每节四行为主。伊丹才让的七行诗则在诗歌体制上进行了创新,又在韵律和谐的追求上向古典致敬,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规则。以《雪域》为例来看:“太阳神手中那把神奇的白银梳子,/是我人世间冰壶酿月的净土雪域,/每当你感悟大海像蓝天平静的心潮时,/可想过那是她倾心给天下山河的旋律//寒凝的冰和雪都是生命有情的储蓄!//因此潮和汐总拽住日月的彩带不舍,/再不使飞尘泯灭我激浊扬清的一隅!”全诗分三节,首节四行,次节一行,末节两行,形成“412”句式。首节四行铺叙,第二节往往用一句诗行揭示主旨、所描摹事物的本质,点明题意。末节的两行往往是训诫式的警句,烛照全诗。伊丹才让的七行诗在韵律建构上具有以下特征:它是一种音韵型诗歌;其句法与主题紧密联系;诗中所抒发的情感较为固定,是一种昂扬、睿智、激越的情感基调,总的情绪是富于激情的。

《滇池》文学月刊创刊于1979年,由昆明市文联主办,在中国文坛上有着较强的影响力与号召力,自2003年起,《滇池》设立了面向全国的年度文学奖——“滇池文学奖”,迄今已有50多位作家获得该奖项,许多已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实力人物。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从我拿起笔,写下第一行诗的那一刻,我也自然而然地成为地域性写作队伍中的一员。我出生长大的地方——西藏山南,是藏文化的重要发源地。因此,我的写作自然而然地将目光投向了西藏的历史与文化传统,投向孕育了藏民族的这一块丰饶的土地,以及这里的人民。2018年,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的诗集《一粒青稞的舞蹈》,这部诗集收录了我近年来写作的130首诗歌。这些诗歌有共同的主题:抒写西藏,有一致的情感旨归:热爱与依恋。

王坤红的作品与边地、民族等元素几乎毫无关系,笔下出现的都是都市中人的欲望以及生存、情感的困境。黄玲在创作与评论两方面皆有收获,她的文学之旅开始于90年代,但是进入新世纪后似乎才迎来了自己的高峰期。在评论方面,《李乔评传》《高原女性的精神咏叹——云南当代女性文学综论》《妖娆异类——海男评传》等作品产生了很大影响。在创作方面,几篇写高校知识分子题材的作品在新世纪高校题材作品中别有特色。回族作家叶多多新世纪以后把自己的精力更多地投入到散文创作中,取得了不凡的成就。杨鸿雁致力于小说创作,她曾专注于都市女性题材,尤其是都市男女的婚姻与爱情,聚焦她们在情感生活中的困惑、迷茫与挣扎。

4月12日,由华中科技大学中国当代写作研究中心主办的“春秋讲学”系列活动之一--第七季喻家山文学论坛在一号楼报告厅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百余名专家学者和文学爱好者参加了本届论坛,与著名作家阿来、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晓明共话“秘闻与想象”。

尽管藏族母语诗歌有着丰富的传统,但文学变革仍旧以其渐进的方式发生着。1980年发表于《西藏文艺》的诗歌《冬之高原》是一首运用传统格律写成的诗歌,借鉴了《诗镜》的诗学理论。然而,在这一首用了传统格律的诗作中,诗人恰白·次旦平措呈现了鲜明的时代内容。普通藏族人的情感、心境在诗歌中流露出来,在内容上与传统诗作存在较大差异,产生了很大反响。

东篱是近年来活跃于中国当代诗坛的唐山诗人,已出版诗集《从午后抵达》《秘密之城》和随笔集《低于生活》,曾获第五届全国煤矿文学乌金奖等奖项,是2012年首届河北诗人奖获得者。他的诗歌创作以观察社会、洞悉时代见长,同时又对家乡的草木、风物抱有深深的眷恋之情,并在多年的抒写中不断向其中的精神内核拓展,把对地域文化的认知和守护,作为自己创作中的一个持续的命题,认为这是一个有责任感的诗人所应担当的人文情怀。他的努力得到了不少诗歌评论家的认可和支持。

我立足于西藏这片土地进行写作。从自然地理来讲,西藏是世界第三极,广袤的土地上有连绵的雪山、高耸的冰川、开阔的草滩、原始的林海,特殊的自然地理塑造了藏族先民勇敢、粗犷、质朴、坚韧、热情、智慧的生命品质。从文化传承上讲,西藏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民俗风情独特,藏传佛教影响深远。藏族先民信奉万物有灵,对自然万物与万众生灵心怀敬畏和感恩。这些地缘文化不仅培养了藏民族的诗意人生和诗性情怀,也为藏族诗歌注入了特殊的气脉,造就出格萨尔史诗的豪情粗犷、米拉日巴道歌的澄明通透、仓央嘉措诗歌的深情委婉、萨迦格言的通俗睿智以及民间诗歌的热情奔放。

多民族文学的繁荣是云南文学70年的一个重要特征。

  对藏族文化背景下文学创作的关注是本次论坛的一个重要特点。除了重点关注藏族作家阿来的创作,论坛还着重关注藏文化研究的思想成果。西藏民族大学教授德吉早以一个藏族人的身份介绍了文学对民族文化交流的作用。她表示很庆幸藏地文学有两只发展着藏地文化的队伍,“一只是以藏文创作的作家队伍,一只是以汉语创作的藏地作家队伍。”论坛对藏族文学创作的研讨走向了更为博大深远的藏文化领域。

近日,我市诗人东篱以《唐山风物》和《我终究成了孤儿》两组诗,相继荣获第十届滇池文学奖和第四届中国红高粱诗歌奖。

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广大诗人和其他文艺工作者一起,积极融入新的时代语境,用手中的笔书写新时代的颂歌。

云南是诗歌创作的理想之地,神奇美丽的自然风光、丰富多彩的民俗风情、多元共生的民族文化,以及随同社会历史变迁而发生的多民族历史性生活巨变,激荡着诗人们敏感的心灵。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公刘、白桦、周良沛、晓雪等诗人就把神奇美丽的云南在他们的诗中描绘得引人入胜。在80年代初,云南的诗歌创作由沉寂变得逐渐繁荣,米思及等诗人均有一定影响。80年代中期,于坚、海男、费嘉等人登上诗坛,给云南诗歌创作带来了全新的面貌。他们的作品与传统的云南诗歌有着明显的差异,最初并不被云南文坛认可,但他们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省内外更多的年轻诗歌作者效法他们的创作。进入新世纪之后,雷平阳在全国诗界异军突起。此外,李森、鲁若迪基、樊忠慰、哥布、艾傈木诺、爱松、祝立根等诗人的作品也都各具特色。云南在新世纪到来之后,改变了历来的文学“边地”身份,以诗人众多、诗歌的丰富多彩和巨大影响成为诗界的重镇。在云南,无论你走到哪里,都有可能与诗人相遇。写过诗或者正在写诗的人太多了,哪怕在最偏远的县城,忽然间就有人找到你,送上一本他出版的诗集,或者他新近发表的诗作。

  “阿来的小说以特异而冷僻的题材、富有描述性的语言以及独特创造的文体吸引了众多读者。”论坛总主持人、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於可训简单介绍了本季论坛的主题“秘闻与想象”,“阿来本人具有丰富的想象力,他的作品中也有很多神秘的东西。”

地域文化是一个人最初的成长环境,对人的思想意识、性格气质的养成起着重要作用。在西藏当代文学的发展历程中,在每个时代的西藏诗人的作品中,故土乡情以及根植于血肉中的地域文化传统始终是纵情歌咏的落笔处。

尽管70年来云南文学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仍然有自己的短板。近些年来,长篇小说创作成就不大,就是云南文学发展中的短板。在老一代作家中,有架构长篇小说的能手,李乔、彭荆风都在长篇小说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们的长篇小说放到全国平台上去衡量也并不逊色。但这些年来中青年作家中仅范稳在长篇小说方面成就突出,他对长篇小说艺术深有思考,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并下功夫深入生活,积累创作素材。他的“藏地三部曲”是多年生活与艺术积累的结果,是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收获。但是,这样的作品在云南太少。中青年作家中,沉下心来、集中精力、花大功夫写长篇小说的人不多。一些作品操之过急,篇幅有余而内涵不足,艺术水平难以让读者满意,更难以在图书市场上产生影响。尽管获奖不是评价一部作品的惟一标准,但迄今为止,云南与长篇小说的重要奖项“茅盾文学奖”无缘,这对一个省的文学创作来说,不能不说是重大缺憾。

  “春秋讲学·喻家山文学论坛”已经成功举办了六季。据悉,2015年的“秋讲”活动将首次邀请法国作家、2008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勒·克莱齐奥先生驻校讲学。

可以说,《诗镜》以及《诗镜》代表的韵律协畅的诗歌理念是深藏于诗人内心的一种深层意识。比如,在大学学习藏语言文学的诗人索宝一直在用汉语写诗,他的诗歌《诗之乞求》某种程度上体现了这一类诗人的韵律观:“我的诗/是你嘴角的微笑/只乞求/你别突然皱起眉头/惊散它明快的韵脚//我的诗/是你眉间的忧愁/只乞求/你别无意打开笑的闸门/淹没它深沉的意境//真的,我希望/诗有韵脚/也有意境。”这首诗本身就是具有韵律感的,诗歌头两节相似的音组与音顿形成反复荡漾的节奏美感。

在中国当代文学版图中,边地文学是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全球化、现代化的大背景下,边地文学的地域文化资源得到充分重视。它以独特的地域性特质,为中国当代文学多元一体格局的构建提供了丰富的内容。

进入新时期,云南女作家就更多了。在上世纪80年代即产生影响的女作家有严亭亭、张曼菱、何真、董秀英、景宜、先燕云、黄晓萍、彭鸽子、陈约红、白山等。这一代女作家们曾经历过“文革”、上山下乡等,时代与社会的变迁在她们的作品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迹。她们更多地关注时代、社会与个人的关系。80年代的文学新潮,给她们造成了强烈的冲击。与上一代作家专注于书写边地与民族题材不同,她们的创作呈现出异彩纷呈的状态,群体特征不明显了。她们在80年代写出了有影响的作品,进入新世纪后则走上了不同的创作道路。

  著名文学评论家陈晓明对阿来有这样一个定位:消散文明的打捞者。无论是“土司制度的终结”,还是“终于融化的铁疙瘩”,阿来都以独特的跨文化视角为人们带来一场震撼心灵的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