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实验诗派代表诗人麦芒做客人文学院现当代文学学科会议室,恰白·次旦平措是新西藏较早用诗歌抒写时代新

 文学背景     |      2020-01-14 22:05

在中国当代文学版图中,边地文学是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全球化、现代化的大背景下,边地文学的地域文化资源得到充分重视。它以独特的地域性特质,为中国当代文学多元一体格局的构建提供了丰富的内容。

近日,我市诗人东篱以《唐山风物》和《我终究成了孤儿》两组诗,相继荣获第十届滇池文学奖和第四届中国红高粱诗歌奖。

,中国当代实验诗派代表诗人麦芒做客人文学院现当代文学学科会议室,给在座的中国现当代文学10级,11级硕士生带来了一场精彩的文化交流。人文学院高玉教授主持讲座,刘江凯博士总结,吴述桥、杨荷泉等部分教师出席此次讲座。高玉教授简要介绍了麦芒的相关情况,并对麦芒的到来表示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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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40年来,位于祖国西部的西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生活在那里的作家们创作出一批优秀的文学作品,以独特的文字记录下发生在那片土地上的动人篇章,西藏文学创作所取得的成就也引起众多关注。8月22日,改革开放40年西藏文学研讨会在京举行。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吴义勤,西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西藏作协主席扎西达娃出席会议。研讨会由中国作协创研部副主任李朝全主持。

我立足于西藏这片土地进行写作。从自然地理来讲,西藏是世界第三极,广袤的土地上有连绵的雪山、高耸的冰川、开阔的草滩、原始的林海,特殊的自然地理塑造了藏族先民勇敢、粗犷、质朴、坚韧、热情、智慧的生命品质。从文化传承上讲,西藏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民俗风情独特,藏传佛教影响深远。藏族先民信奉万物有灵,对自然万物与万众生灵心怀敬畏和感恩。这些地缘文化不仅培养了藏民族的诗意人生和诗性情怀,也为藏族诗歌注入了特殊的气脉,造就出格萨尔史诗的豪情粗犷、米拉日巴道歌的澄明通透、仓央嘉措诗歌的深情委婉、萨迦格言的通俗睿智以及民间诗歌的热情奔放。

东篱是近年来活跃于中国当代诗坛的唐山诗人,已出版诗集《从午后抵达》《秘密之城》和随笔集《低于生活》,曾获第五届全国煤矿文学乌金奖等奖项,是2012年首届河北诗人奖获得者。他的诗歌创作以观察社会、洞悉时代见长,同时又对家乡的草木、风物抱有深深的眷恋之情,并在多年的抒写中不断向其中的精神内核拓展,把对地域文化的认知和守护,作为自己创作中的一个持续的命题,认为这是一个有责任感的诗人所应担当的人文情怀。他的努力得到了不少诗歌评论家的认可和支持。

麦芒,本名黄亦兵,美国康涅狄格学院东亚系主任,副教授,当代著名诗人。1983至1993年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先后获得中国文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1983年开始正式写诗,是八十年代北京大学学生文化形态的核心人物,闻名于北大校内外的当代诗人。1987年初次结集《接近盲目》,被收入与北大同学臧棣、清平、徐永合出的四人诗集《大雨》之中。1990年参与创办同仁诗刊《发现》。1993年移居美国,2001年获得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比较博士学位。自2000年起至今任教于美国康州学院,主要研究并讲授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比较文学,电影与大众文化,中西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比较,中美现代诗歌文化翻译,并获得中美社科领域的研究认可。

石一宁

吴义勤谈到,改革开放40年对西藏文学而言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40年来,西藏文学同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同向同行,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是中国新时期文学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西藏是一片文学的沃土,蕴藏着丰富的文学资源,西藏文学忠实记录了改革开放以来西藏地区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以文学的方式让人们看到了一个独特的西藏。多年来,西藏涌现出一大批优秀作家,作家队伍齐整,年轻作家的成长更令人惊喜。西藏文学以其独特的审美风格,为中国当代文学贡献了全新的审美元素,丰富了中国当代文学的面貌。西藏文学所取得的成就及其深远影响,值得认真总结和讨论。相信未来西藏文学一定会在已有基础上收获更丰富的创作硕果。

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广大诗人和其他文艺工作者一起,积极融入新的时代语境,用手中的笔书写新时代的颂歌。

《滇池》文学月刊创刊于1979年,由昆明市文联主办,在中国文坛上有着较强的影响力与号召力,自2003年起,《滇池》设立了面向全国的年度文学奖——“滇池文学奖”,迄今已有50多位作家获得该奖项,许多已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实力人物。

在诗歌创作方面,移居海外之后,麦芒继续用中文和英文双语创作、翻译和朗诵,参与多项国内外诗歌活动。2005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中文诗集《接近盲目》。同年,Godavay出版中英文双语诗集《石龟》。包括美国诗人梁志英等曾在《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和《美亚杂志》等学术期刊上发表过相关书评。自八十年代诗歌公开出版发行起,他的诗歌多次入选中国当代诗歌选集,如《北大诗选》、《1998中国最佳诗歌》、《2003中国最佳诗歌》等。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民族文学»主编石一宁认为丝路文学的复兴,将给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何为“丝路文学”? 中国当代少数民族诗歌的现状、问题和出路何在? 少数民族文学的批评现状如何? 存在哪些问题? 为此,钟世华专访了«民族文学»主编石一宁,整理此访谈录,以飨读者。

与会专家学者表示,改革开放40年的历程对西藏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西藏文学诞生了许多反映这一波澜壮阔历史的诗歌、小说、散文、戏剧作品,不久前完成主体编纂工作的《西藏当代文学史》就梳理、囊括了这些优秀的作家作品。扎西达娃、益希单增、吉米平阶、央珍、次仁罗布、白玛娜珍等的小说体现出开阔的视野和较强的艺术性探索。与此同时,西藏文学也开始发生变化,作家们的取材更加丰富,更多关注普通人的生活。比如,扎西达娃的小说就是从生活的角度出发勾连起时代、社会、信仰等方面的命题,贯穿了很多重大历史节点,在写生存和生活之外更多关注精神性的力量;吉米平阶的作品关注藏族人民在内地的生活境遇,体现出宽阔的文化视野和独特的思考维度;尼玛潘多的《紫青稞》饱含生命的质感和生活的气息;张祖文的小说在广阔的天地中书写人性,体现出独特的文学张力。总体来说,西藏作家创作的小说所关注的多是具有世界性的命题,呈现出一个民族的精神力量和文化内核。而从艺术形式上来看,先锋性则是他们作品共同具备的一大特点,这也在某个历史时期对内地作家的写作产生了巨大影响,丰富了中国当代文学的风貌。西藏的诗歌、散文、戏剧创作同样饱含着对于至真至善的追求,很多作品都书写大爱和苦难的主题,这是非常独特的存在。比如刘萱的诗作就体现出对生命意义的执著探求,从青春情怀的畅想到满怀思辨的思考再到明媚而忧伤的审美,风格的变化体现出诗人的成长与成熟。

地域文化是一个人最初的成长环境,对人的思想意识、性格气质的养成起着重要作用。在西藏当代文学的发展历程中,在每个时代的西藏诗人的作品中,故土乡情以及根植于血肉中的地域文化传统始终是纵情歌咏的落笔处。

中国红高粱诗歌奖是由北京《诗探索》编辑部、高密市政府联合设立的诗歌奖项,以奖掖中国新乡土诗领域的优秀诗人。

麦芒在讲座上多次强调,中国当代文学为了实现新的突破,必须跨界,其读者群不能仅仅局限于国内范围,更应该走出国界,自由跨越。他首先就从诗人的身份指出,作为一个有着两重身份的诗人而言,自己所创作的是一种人的诗歌,一种自由跨越的诗歌。读者是诗人创造的,诗人的耐心应大于期盼。麦芒在论及他的读者群时说,我的读者并不限于汉语本身,谁能读懂我的诗歌,他就是我的读者。我们的中国当代文学,实际上是跨界文学,每个作家写作的目的不是专门针对中国读者,而是为一个更大的读者去写作。从作者与读者的关系阐释了文学跨界的重要意义。

钟世华:一宁老师好,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和我进行访谈。2017年,中国新诗已走过整整100年的历程,那我们的访谈就先从诗歌开始吧,能否先谈谈中国当代少数民族诗歌的现状、问题和出路?

大家还谈到,生命意识、英雄形象、藏地景观、人文思索等在西藏诗人、作家的创作中都有鲜明的体现。他们的创作不拘一格,具有非常鲜明的民族特色,这与独特的藏文化传统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是深深扎根西藏土地上长出来的庄稼。西藏和平解放60多年来,西藏社会的发展历史、充盈的现实生活,为文学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西藏置身于时代的潮流中,多元文化交融与激荡,为作家的创作营造出丰富的语境,使得他们的作品获得了更为丰富的展开维度。

恰白·次旦平措是新西藏较早用诗歌抒写时代新气象的诗人。在组诗《拉萨欢歌》中,他从拉萨的地貌、山川、河流、街市、屋宇、村寨、牛羊等当地的景物人事出发,抒写拉萨翻天覆地的变化。

其次,麦芒回忆了自己在大学期间的诗歌创作经历,他指出,中国当代实验诗派的写作起源于朦胧诗,包括北岛,舒婷,顾城等人在内的朦胧诗人对他们初期的创作起到了直接的影响。他们通过聚会的形式讨论当时流行的各种国外前沿刊物,点评当时的大学生创作,使得他们的诗歌从一开始就以现代主义为指导思想,进行先锋创作。而诗人一直坚持的是盲目主义,即我的盲目主义即不管不顾,没有边界。我所做的一切都带有一个目的,即成为中国文学的形象代表,推销中国文化。与此同时,麦芒也阐释了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三个立场:第一,在推广之前,我们必须对自己有一个准确的定位;第二,我们不能强行推销,只能呈现本民族文化的优秀成果,让他人鉴赏;第三,如果不能被世界接受,我们也应该主动地自我接受本国文化。从另一个侧面阐释诗人的跨界文化思想。

石一宁:我不是诗人,也不是诗歌研究者,因此对这一问题缺乏深入的思考。但作为一个国家级少数民族文学期刊的办刊人,对这一问题多少有自己的看法。

来自北京的作家、评论家吴秉杰、施战军、李少君、哈闻、王国平、杨学光、黄国辉,以及来自西藏的作家、学者刘萱、敖超、次仁罗布、尼玛潘多、白玛娜珍、胡沛萍、德伦·次仁央宗、普布昌居、当周才让、张祖文、罗布次仁、史映红等与会。

《婚礼歌·藏族民间长歌》是藏族诗人饶阶巴桑60年代创作的新诗。在诗中,诗人这样歌咏牧人眼里的马:“马头像纯金的宝瓶一样,/愿金宝瓶盛满吉祥。/马眼像天上的启明星一样,/愿启明星闪耀吉祥。/马牙像三十颗贝壳一样,/愿三十颗贝壳带来吉祥。/马舌像锦缎的彩旗一样,/愿锦缎的彩旗招引吉祥。/马鬃像蓝宝石的玉环一样,/愿蓝宝石的玉环圈来吉祥。/马尾像透明的丝线一样,/愿透明的丝线扬起吉祥。”这首诗从牧人生活中最亲密的伙伴下笔,字里行间透露出的却是新生活的喜悦。

最后,麦芒谈及自己对情诗的看法,他认为,写诗的目的是给读者提供帮助,如同心理医生一样。写情诗的目的是坦率地说出真正的话,而对于他自己而言,写情诗与其说是创作,不如说是对爱情的反思。同时,他也评价了当代其他诗人的情诗,尤其提到了多多的诗歌,并且给予高度评价,他指出,目前学术界对当代文学的评价是片面的,而多多诗歌中流露的感情是一种人性的真实,这种爱穿越了时间,一旦进入爱情,就能在大海深处与你会合,这一点却被大多数研究者忽略了。因此,麦芒再次强调中国文学的跨界写作的重要性,以及进行必要的反思。

中国少数民族诗歌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分期相一致,从1949年至今,是中国少数民族诗歌的当代时期。

不只是本土作家,就连走进这片土地的外地作家,在有了多年的藏地生活经历之后,他们的作品也显示出藏地文化的影响力。马丽华1976年入藏从事文字工作,她的诗歌大多都是以藏区生活为题材。例如在1987年创作的《朝圣者的灵魂·即兴诗》,在讲述故事的过程中融入了对英雄格萨尔的敬仰和对七姐妹执著爱情的肯定,从素材到情感都深受藏族文学的影响。

在之后的交流环节中,麦芒与我院师生对于自新时期以来的诗歌创作现状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对于有学生提出的非理性创作倾向,麦芒指出,自己在创作时主要是采取盲目主义,一直以理性思维指导自身创作,以自我感情基调为出发点,作为一种诚实的表白,与顾城等诗人的理想主义保持一致,并且还当众朗诵了自己的早期诗作,博得了阵阵掌声。

中国少数民族诗歌在很长的历史阶段中,其主要形态是民间诗歌(包括民歌、民间长诗、民间说唱等),作家诗产生比较晚。少数民族的作家诗有少数是秦汉以后出现的,而大多数是唐代以后产生的。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中国少数民族诗歌进入了当代时期。由于我国实行大力扶持少数民族经济文化发展的政策,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少数民族文学获得长足发展。少数民族诗歌从自发到自觉;从以民间诗歌为主到以作家诗为主;产生作家诗的民族从少数到绝大多数;诗歌作品大量涌现。尤其是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近40年来,少数民族诗歌创作更为空前繁荣。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少数民族会员1000多人,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会员2600多人,省级作家协会会员中少数民族会员5000多人,其中小说家和诗人人数最多。以少数民族的人口比例来看,这个阵容是庞大的。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鲁迅文学奖”和“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对少数民族诗歌创作给予极大的奖掖。尤其是“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至今已进行了十一届评奖,每届都评选四至五部获奖诗集。中国作家协会编辑出版的«新中国成立60周年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和«新时期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集»等大型丛书,都有诗歌卷。除了«民族文学»等少数民族文学期刊,全国各文学期刊的重点作者队伍中,也有不少少数民族诗人。

2000年以来,随着全球化、现代化的推进,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下,诗歌的地域性被重新强调。西藏的诗歌因其悠久的诗歌传统与地缘特色在地方性写作方面被广泛期待。而西藏诗人也不负期待,在诗歌的地域性书写方面积极开掘。

整场讲座历时两个小时,不仅使在座师生了解了80年代诗歌创作背景与整体情况,也对于当下诗界现状有了较为详尽的认识,讲座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结束。

总体来看,中国当代少数民族诗歌与当代汉族诗歌的发展是同步的。在语言形式方面,汉文新诗同样是当代少数民族诗歌的主流。同时,也有许多少数民族诗人以母语创作。铁衣甫江、韦其麟、柯岩、苗延秀、牛汉、金哲、阿尔泰、晓雪、饶阶巴桑、吉狄马加、胡昭、木斧、库尔班·阿里、汪成栋、包玉堂等一大批少数民族诗人在中国文坛享有盛誉。如果要指出少数民族诗歌与汉族诗歌的差异性的话,那么在题材与主题方面,歌颂祖国统一、维护民族团结,在少数民族诗歌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和集中。如维吾尔族诗人铁衣甫江、尼米希依提和蒙古族诗人阿尔泰的诗歌。在诗歌的审美意象方面,则呈现着鲜明的民族特色,如彝族诗人吉狄马加发表于«人民文学»2014年第5期的长诗«我,雪豹……»,诗中拟人化的濒危动物主人公雪豹,反映了少数民族诗人对生态问题的敏感。又如藏族青年诗人阿顿·华多太发表于«民族文学»2015年第7期的诗歌«北京,北京»:“北京太大,以致我不能确定/站在哪里? 才是北京/这个城市,广阔如草原/牛羊都带着滑轮,在奔跑/一个牧人骑着一匹老马/乘夜色到最近的邻里/借一瓶酒,都得走十个站点/ 北京确实太大,以致我/怀疑自己,在北京/还是在北京的阑尾里/从天安门到圆明园的路程/在我家乡,可以把山里的母牛赶回家/等着母亲挤奶/ 北京太大,声音也很大/玻璃窗离公路多么遥远/我的耳朵还能听见沙子/在每一个轮子下哀嚎/沙沙沙的哭泣/早已成为手工制造的天籁之音/ 但北京的天空/非常小,犹如一顶牛毛帐篷/它毛茸茸的刺儿/扎我身子。”[1]这首诗中的想象与意象,显然只能出自草原地区的少数民族诗人。此外,少数民族诗人甘于寂寞,勤奋笔耕,他们创作态度的诚恳,情感的真挚,表达的敦厚,也都彰显当代少数民族诗歌的独特优势。当代少数民族诗歌,当之无愧地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构成。

吉米平阶的叙事长诗《纳木娜尼》取材于西藏古老的神话传说,讲述了神山岗日布其和圣湖纳木娜尼之间真挚的爱情故事,想象神奇,气势如虹。白玛娜珍的爱情诗,意象独特,意境超俗。以她的《爱的光和电》为例:“那份神秘滋生着寂静/如此我的心像一枚初生的卵/在湖水的中心/凝聚着天空和大地的精气/我仍然不急于生/在死亡还没有降临前/还是复归于寂静吧/在寂静中等待/满盈着爱和光明/所以我的内心要从爱你做起/接纳每一个源自爱的生命”。诗歌中充满了藏地文化的神奇与静谧。

当下少数民族诗歌存在何种问题? 答案见仁见智。我的看法是:就汉文新诗而论,少数民族诗歌流派较少,风格较为单一,偏向于抒情,以诗歌形式对生活与人性的深入开掘尚有不足,对诗歌语言探索的深度与广度也尚未达到理想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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