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诗人在写这样的诗,汪国真的诗歌确实影响了一个时代

 文学背景     |      2020-01-07 16:00

耐不住寂寞,没有沉潜之心,不能长期坚守自我,总是跟在潮流的后面,是无法写出好作品的。今天的诗坛,需要更多的沉思求索,需要崇高,需要引领,才能抵制那些无聊、自娱、泡沫、垃圾。

五,精神颓废,灵魂空虚。

“彻底边缘论”和“空前繁荣论”都不无道理,体现了诗坛部分真实,同时也遮蔽了一部分真实,两种观点强烈对立也说明现象纷纭、情况复杂。总的来说,“彻底边缘论”过于悲观,因为诗坛还有许多良性因素潜滋暗长。上世纪90年代商品经济大潮荡涤之后,诗坛不复往日热闹景象,但也纯净了诗歌写作队伍,使将诗歌视为生命的诗人凸显出来。从读者角度看,人们不是不需要诗,而是需要好诗。汶川地震次日,沂蒙山一位普通作者创作的《汶川,今夜我为你落泪》贴在博客后,很短时间内点击量达600万,这表明当下社会急切呼唤好诗。

我们今天说,文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有井水饮处,皆能歌栁词。说明柳词是为百姓书写。大唐那个诗歌帝国有李白、杜甫帝样伟大的诗人,但也能容得下白居易。难道因为他的诗村妇都能听懂就是诗歌的耻辱么?小朋友爱看《喜羊羊与灰太郎》,他们错了么?为什么我们容不下汪国真?如杨典所诟病的,汪国真的诗只有普通市民和中小学生爱读。我不禁要问:普通市民和青春少年喜欢汪国真的诗,汪国真何错之有?那个读者群何错之有?我们的诗人和评论家们有足够的理由批评汪国真,比如批评其思想性、艺术性及写作技巧等等。喜欢汪国真没错,说明你年轻过。批评汪国真也没错,说明你成熟了深刻了。但是,如何把诗写进人心大概是诗人在琢磨技巧、意境、艺术等诸多元素时更应关照的。

《小草在歌唱》影响了雷抒雁的一生。

现在很多诗的弊端是过于冷静客观以致冷酷,凸显智性却丢失了血性与热情,自动放弃了情感的巨大力量。这样的诗歌没有温度,像温吞水,让人读了感到麻木。很多诗人在写这样的诗,他们尽管在力求显现辨识度,读者却无法从中看到什么辨识度。

只一碗包谷酒

不知不觉间,21世纪已过去近18年。对这18年中国新诗发展状况的认知,评论界观点可谓姚黄魏紫、仁智各见。最具代表性的有两种:第一种意见认为,进入新世纪以后的新诗已经彻底边缘化,在生活中充其量是可有可无的点缀;另一派观点认为,新世纪诗歌空前繁荣,写作队伍、作品数量、受关注程度、传播速度与方式均处于理想状态,诗坛氛围是朦胧诗之后最好的阶段。那么当今诗歌境况究竟如何?它是否从20世纪诗歌那里脱颖而出、形成自己独立个性品质?它是改变新诗边缘化境况,还是加速诗坛内在沉寂?更进一步,它还需要克服哪些困难、避开哪些“陷阱”?

在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当今诗坛,汪国真是一个踏踏实实写作的诗人,与诗坛的诸多浮躁聒噪和故作高深相比,他更真实更亲和,他把诗真正写给时代。对于他,我们不必神化,但也不必抵毁。(闵生裕)

在创作中,雷抒雁最为追求的是全诗造成的意境。他有多首诗歌被选入高考试题,被译成多种文字在国外流传,他获得过国内几乎所有重大诗歌奖项。

降低写作难度已经成了很多诗人的习惯性。他们写出来的作品,与普通读者写出来的作品,没有多大区别,那还要我们诗人做什么?平铺直叙、大白话、白开水的所谓诗充斥于报刊及微信平台,人人小感觉,处处有鸡汤,败坏的是大家的胃口。个人的思想感情与时代脱节,所写的诗与人民所想所盼无关,这是需要诗人们反思的。

客观而言,当代诗歌境遇与时代发展、媒体格局和生活方式巨变关系莫大。文化艺术形态空前丰富,文化生活选择五花八门,视听媒介内容便捷易得,不断分流诗歌等传统文艺受众,诗歌“对手”更多、更强,文字之美冲出重围的难度越来越大。这种外在压力一分不少地反映在诗歌创作上,比如“垃圾派写作”等诗歌创作,就是浮躁心态的流露,是求新求关注的饥不择食。事实证明,放弃精神坚守和艺术追求并不能为诗歌赢得读者与尊严,逃离现实而走向私密、搁置价值而走向狂欢,只能让诗作精神内蕴日趋匮乏贫弱,愈加自我边缘化。没有哪个年代的创作是容易的:“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险觅天应闷,狂搜海亦枯。”选择了诗歌创作这条路,就是要迎难而上,以独到感悟和独特表达重建诗歌与现实对话,努力在内蕴上提供新的精神向度。这要求诗人以足够艺术定力,远离取巧炒作的“诗外功夫”,扎扎实实致力于文本打造,多方探求诗歌艺术可能性,惟其如此,才有可能攀上诗歌艺术的高原和高峰。

宁夏诗人杨森君对那些挑剔汪国真诗歌的人说,作为挑剔者,挑剔是你们的权利,只是,你们的诗歌又如何呢?我们不写或写不了“汪国真体”诗歌,我们可以选择别的体写,井水不犯河水,不要排斥他人的写作。诗歌能否被读者接受,是读者说了算,而不是由写作者说了算。

他写现代诗,却喜欢研究古文字,爱读线装书。他最爱读常读的是《诗经》。在他看来,现在的诗和《诗经》中的诗相比少了单纯。他羡慕古人本真单纯的情感生活。

作为诗人,要认真倾听人民的心声、社会的呼声,认真负责地对过去的一些不良现象进行批判、总结,担当起我们的责任。然后,以全新的姿态和面目走进新时代,赢得人民大众和广大读者的热情支持。人民和读者是不可以随意丢弃的。今天的人民需要什么样的诗歌,我们能为他们奉献出什么样的作品,是值得我们每一位诗人认真思考和面对的。只有把个人血脉的温热和人民、民族的历史现实紧紧联系在一起,我们的写作才是有意义的。

秋雨初晴

21世纪新诗整装再出发

汪国真先生走了,似乎是冥冥中的某种力量让他的生命停留在59岁,没有迈入花甲之年。正如他年轻系列诗作一样,他把自己的生命永远留在年轻里。近些天,关于汪国真与诗歌的话题再度热了起来。汪国真是个极有争议的诗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汪国真的诗一度洛阳纸贵,他的诗流行之广,无以复加。汪国真曾让一代年轻人感动,他曾经叩响过他们的心弦,让他们从他那里获得一种对自我和生活的感悟与发现。汪国真的诗给了我们许多美好的青春正能量。后来诗坛的“倒汪运动”让红极一时的诗人归于沉寂。今天我们再度回首诗歌对一代人的影响,汪国真的诗歌或许不够深刻,或许艺术性也有所欠缺。但是他的诗对现实与人的干预,是更多诗人做不到的。感谢汪国真诗歌为我青春作伴,我想,如果让我给汪国真定义一下,他应该是“青春诗人”。诗人王小川说,汪国真的诗歌确实影响了一个时代,尤其是文艺青年。这是个不争的事实。他们口口声声说他不是诗人,写的东西不是诗词,那么直白,有的甚至是顺口溜。那就请你用文本说话,去影响一代人,一个时代......我非常赞同王小川的评价,汪国真不是大师,但他是诗人是无疑的。我们追念诗人不是为他在诗坛封圣,而是铭记他的诗对一代人的影响,这是不容易抹杀的。

《光明日报》以整版篇幅刊载《小草在歌唱》,《诗刊》也将其隆重推出。

打开一期杂志,我们看到的诗,感觉雷同,语言近似,很多句子程式化、流行化。诗人写作的过程近乎原始记录,不动声色,更不动感情。把诗最根本的东西——打动人心的功能,彻底丢弃。只注重表现自我内心,而忽视普遍性、规律性的东西,主动疏离了与读者的勾连。大众对新诗的关注度降低,其责任在谁,不言而喻。

我拜读完后,询问了一句内行人看来极为弱智的问题。我问他为什么要取名大雁,因为从我的角度看,诗中没有一丝迹象跟大雁挂钩。老师的答案是诗歌应该简单明了,是语言的提炼,不可以啰里八嗦。诗歌尽可能不要过于直白,否则会容易陷入口水诗的尴尬境地。老师的一番话让我想起前不久有人提及的王维的《山居秋暝》:

总结起来,当前新诗创作发展有以下三方面积极态势。

我每看我们身边的许多所谓诗人甚至是著名诗人,动不动摆出一副自命不凡的架式,倡导这个主义,自命是什么先锋派,什么后现代派。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实话实说,我无法容忍。作为一个真正的诗人,写不好诗无妨,悄悄写,也别聒噪。古人说“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流泪”“吟安一个字,拈断数茎须”。天资不够无妨,勤能补拙。那个“脑瘫诗人”余秀华一夜成名。这个女人的诗良莠不齐,但的确不乏佳作。但有人逮住人家的短处不放,大加抨击。我看大可不必,有本事你把自己的好诗拿出来影响读者。

雷抒雁认为,“《诗经》应该是诗,不应该是经,最早它应该是原生的,是一部可爱的自由诗,像我们的信天游,像陕北民歌。”他要把它从儒家礼教的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还原它自由的诗性和鲜活的民歌性,给大众提供一本简单进入《诗经》的现代诗书。在解读中,他不拘泥于事和史,以口语和民歌形式译写,并掺入自己的心声,所以,他的译作《还原诗经——远古的回响》,读来平易流畅又富情趣理趣,比如《著》译文,陕西民歌的风情泼俏跃然纸上,令我莞尔。

其实还是有不少诗人在创作着感动自己也感动别人的作品。那些真正俯身于艰苦写作的诗人,我们要给予充分的重视和呵护。他们没有随波逐流,而是在逆流中坚挺着,因为他们知道,有魂在,有精神的支撑,诗才会有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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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当前诗坛亮点,并不意味诗歌创作现状足够理想。至少,当下生活尚未向诗歌敞开更大生长空间,诗歌在社会生活中的“存在感”并不强,其突出表现是重量级诗人和经典诗作匮乏。

汪国真的诗歌的青年中的影响力没有一个当代诗词人能比,但是,他的诗从来没有进入严肃文学的评价体系之内。伴随他的一直是两极分化的观点,有人爱之若狂视为偶像,有人嗤之以鼻大加挞伐。江河对汪国真的评价很不堪,说他的诗完全是对诗歌的毒害,他对中国当代诗歌的唯一作用就是阻碍。他羞于同汪国真被称为一个时代、使用同一种语言的同一个屋檐下的诗人。杨典先生这样说:八十年代根本就没有一个正常的诗人会读汪,那简直是笑话。读汪的只有普通市民或中小学生。正因为汪那种俗不可耐的浅薄被广泛推销,九十年代的精神才会沦入虚无主义。汪的作品为读者媚俗化起了极坏的作用,并把大家在八十年代就树立的对严肃文学的爱,变成市场化的鸡汤。真正的诗歌被世俗误解,他要负一份责任。他的作品从来就跟中文和现代汉语写作毫无关系,这是不要争议的。任何一个最初级的真读书人,都能一目了然其作品的恶俗和浅薄。关于汪国真之死,评论家朱大可说:大家不懂诗的话,还是默哀的好……也就是说,学界对汪国真的非议并没有因为汪国真的去世而结束。

得知此事,我泪流满面。虽说大恩不言报,但无论如何我也应该表达一下感激之情。民以食为天,我以恳请恩人吃饭聊表谢意,顺便采访。我有幸聆听到诸多高见:

我们的诗坛,要去掉圈子化、功利化、世俗化,营造良好的诗歌风气。编辑要真正认真看稿,不要因人发稿,而是真正挑选出优秀的诗作。特别是要多关注底层作者的作品。

一是诗人们逐渐摆正诗在生活中的位置,认识到“街谈巷议皆是诗”的盛景不是常态,但人类需要诗歌,诗歌绝不能沦为空转的“风轮”,应该有所承担。基于这种认识,诗人们更加踏实地在现实生活中攫取诗情,使写作伦理得以端正和稳定。大量作品不再“纸上谈兵”“网上谈兵”,而是现实感显豁,元气淋漓。如郑小琼的《表达》将钢铁与肉体两个意象并置,赋予诗歌以情绪张力,其对人类遭遇和命运的关怀令人感叹。由于诗人们直觉力非凡,许多作品能够突破事物表面,直抵事物根本,显示出深邃智慧和生命关怀,琐屑的生活细节被人性光辉照亮后,玉成一种精警的思想发现。21世纪诗歌这种关注此在、现时世界的“及物”追求,进一步打开存在的遮蔽,介入时代、直入现实、触及心灵。

《冰雪之劫》,使雷抒雁的名字再度响亮于全国。外地读者激动地打电话到报社:“多年不见这样充满激情的好诗,灾区的朋友读来能汲取温暖,参与抗灾救灾的朋友读来能充满力量”;人民网网友留言:“这才是真正中国气魄的好诗,时代需要《冰雪之劫》这样的诗歌,需要雷抒雁这样的诗人。他为中国诗歌送来了春风!”

每个诗人都要直面自己作品与自己内心情感的关系问题。你的诗句和你的心灵是什么关系,这是不能逃避的。只有发自内心、感动了自己的诗句,才会被读者接受。我们应努力去创作完成带体温、有血性、有激情、能感染读者的诗歌。要扭转风气,引导风尚,重要文学期刊、诗歌刊物应该起好带领和导向的作用。

诗歌的处境说到底就是人的处境,诗歌的萎靡最直接的因素是个人生命力的衰弱和病态。没有精神健全的个人就不会有高贵的诗歌;诗歌不景气,其实是因为诗人的不争气导致的。

另一方面,过于乐观的论者往往耽于表象,对喧嚣背后的隐忧估计不足。他们没有客观认识到新世纪诗歌之“热”大多仍限于诗歌圈子之内,诗歌作品和公众还有距离。新闻报道偶有涉及新诗,往往是诗歌外围“八卦”,几乎不涉及诗歌本身。比如,有人发明自动写诗软件,该软件可以将不同词按一定逻辑关系组合,一月不足就写了25万首诗;比如,某位实力派诗人,其最初成名不是因为诗作被争相传阅,而是因为诗歌之外关于个人境遇与身份的炒作。

不仅如此,对于一个强盛的国家和民族来说,诗歌还应该是它政治思想中的伟大因素。西方的但丁、弥尔顿、雨果等等,都向我们昭示:伟大的诗歌,与哲学和政治是不可分的。中华民族则自古就将诗教作为传统,将诗歌作为前进的火把;曾经,光未然一首《黄河大合唱》,激发了多少中华儿女对祖国的赤胆忠心;艾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激起了多少炎黄子孙对故土的无限深情……如今,任重道远的中华儿女炎黄子孙,更需要黄钟大吕之声的政治抒情诗篇,更需要气魄宏大的杰出政治诗人。

清泉石上流。

人间依旧要好诗

不久,神州大地遭遇罕见雨雪冰冻灾害。祖国和人民有难,雷抒雁自然不会缺席。他紧急奔赴灾区。出于纯正的政治热情,出于纯真的赤子之心,又因为葆有敏锐的内心体验,葆有作为诗歌粮食和薪火的激情,他很快挥就豪壮而又温情的《冰雪之劫:战歌与颂歌》。即使用比较符合官方需求的写法,即使后来被评论家批评“没有延续原来的高度”,这首诗风刚正的大气之作,在几十万首“地震诗歌”中,也明显鹤立鸡群,超越于群体。

我这才明白,自己对诗歌地理解走入了一个误区。古诗除外,现代诗在我印象中一直认为只是散文的升级版,只需要有着精美的语言,随后把它折成短句就行。又或是只需要内心有灵感,随意写出开头一句在每段中重复,然后填充进去一些跟首句有关系的句子,最后呼应一下就是一首诗。原来我完全把很有内涵,很美意境的诗歌理解偏颇了。

一般来说,一个时代诗歌繁荣与否的标志是看其有没有相对稳定的天才代表和流传佳作出现。如郭沫若、徐志摩、戴望舒、何其芳、卞之琳、艾青、穆旦、郑敏等之于新中国建立前的诗坛,郭小川、贺敬之、余光中、洛夫、舒婷、海子、于坚、西川之于新中国建立后的诗坛,都支撑起他们活跃的诗歌时代;《凤凰涅槃》《断章》《雨巷》《再别康桥》《死水》《金黄的稻束》《乡愁》《致橡树》等,皆可视为新诗在不同时段留下的“动态经典”。按照这个标准去检视,不难发现,21世纪诗坛尽管林林总总,众声喧哗,但在重量级诗人的输送上逊色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十足才子气背后大手笔缺位,群星闪烁而无月,多元并举背面是欠缺规范,许多诗人理想高远,有理论锐气,但创作上尚未提供与理论匹配的文本。尤为令人心忧的是诗歌读者大量流失,诗歌创作与欣赏越来越成为小圈子内部游戏,诗人们的鸣唱难以获得大众青睐和掌声。能否通过思想和艺术的双重自觉,推出不负时代的大师级诗人和作品,铸造诗魂高迈、穿透时代与喧嚣的经典文本,仍是检验诗歌是否真正繁荣的重要参数。

“好的诗人也应该是个哲人,他提供给读者的,不仅是审美的,同时也应该是启迪的、思考的。

454天

九层之台起累土

“雕琢的诗,或冷漠的诗,大约是缺一口气。现在我们的诗人,能写情歌的很多,能写国歌的找不到,我们现在就缺少大胸怀的大诗人。一个诗人应该是有思想的,他的诗应该更多的跟我们的国家、民族、人民的命运连在一起。

罗振亚

虽然屡屡以诗歌的触角接近政治,但雷抒雁并不只是写长篇政治抒情诗,也写精炼唯美的性灵诗。他不仅是诗思敏捷的政治诗人,也是才华横溢的抒情诗人。曾经,艾青就兴奋不已地写下《读雷抒雁的〈夏天的小诗〉》,称颂他的性灵诗“是真正的小诗,语言精练,达到了明快、单纯、朴素的标准,使人读了之后,留下了深刻的、奇特的印象……每一首都带来一股逼人的清新的气息”;后来,诗坛常青树、著名老诗人李瑛,不顾年迈眼花亲笔写下长文为其喝彩,“单纯、清新、凝练、隽永,一首首都像一粒粒圆润晶莹的珍珠,又朴实又华美……无论写大自然,或人间真情或人生感悟,都充溢着一种灵气,写得十分聪明。”

诗人是时代的产儿也是时代的缔造者,对现实生活的高度关注和对民间情况的诗性呼吁,是诗歌创作者们一脉相承的传统。诗人必须反映日常生活,展露时代精神,并以此折射出具有较高层次哲学意识、文化意识和人性意识。完全可以说:诗歌如果不关注社会,就会被社会淹没。可事实上,有很多人完全没有把写作立足于现实,只是漫天胡吹,渺无边际,写得完全是些人云亦云的东西。这样的作品又怎么可能入得了读者的法眼。

三是诗人们认识到,诗歌创作需要以充分的个性化造就诗坛的丰富性。创作个体需要不断锤炼自身诗歌的情感形态、想象特征和话语运思方式,使诗坛成为多元对话的平台,更成为纷繁因子运动与聚合之处,呈现一片精神高扬、绚烂丰富的文学景观。如伊沙机智浑然如常,陈先发的诗常有小说化、戏剧化倾向,李轻松的诗讲究情感的浓度和深度,朵渔深邃沉实……这些风格鲜明的创作实践保证了作品的个性化和生态的丰富性,构成诗坛活力、生气和希望的基本来源,也是诗坛生态健康的表现。

在当时,说这些话需要非凡的勇气,果然,他的直言不讳引起广泛争论,他也成为一些人攻击的靶子。不过他不在乎,行止在己毁誉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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