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应时代的呼唤是诗人的天职,澳门新葡萄京棋牌手机版中国当代少数民族诗歌的现状、问题和出路何在

 文学背景     |      2020-01-11 05:41

第二,经历了十年“寒冬”的考验,少数民族的诗人们“站在历史长河的岸上,让庄严的思想展开沉重的翅膀”。单一的直线视角为多角度多层次的观察、感受和揭示所代替,肤浅的直白的歌颂为丰富复杂的内容和严肃深沉的思考所代替,天真浪漫的情绪为严峻艰苦的探求和引人深思的历史感所代替。诗人们诚实勇敢的品格和纯真高尚的灵魂得到冶炼和展现,他们的诗也就有了更尖锐深刻的穿透力和更富于概括力的历史深度。伴随着对真、善、美的歌颂,往往有对假、丑、恶的无情鞭挞;在为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历史巨变和瑰丽景象而欢欣鼓舞、由衷赞美的时候,诗人们也没有忘记对某些随之而来的腐败与欺骗的揭露。他们不论写什么题材,都注意把自己独特新颖的个性感受和启人心智的哲理思考,贯注于诗的创造活动中,从而使自己富于民族特色的诗篇有了更厚重深刻的时代生活内涵。他们在思想和艺术的追求上,在继承与革新、民族化与现代化的结合方面,都比过去更自觉、更成熟而更富有创造性了。

荒野上奔跑嗜血成性的财狼和

石一宁: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呈现着文化差异性和多样性,而丝路文学的复兴,实际上意味着文化差异性和多样性再次引起瞩目,中国少数民族的重要性再次得以凸显。

其三,面对传统的坚守姿态。坚守古典诗歌的传统,坚守“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传统,坚守革命文学的传统,在诗坛没有缺席。中国有两千多年的诗歌传统,特别是唐诗宋词在艺术上所达到的完美媒体发稿平台境界,使中国古典诗歌有很多喜爱者,尽管这种用文言写作的格律诗词,在今天很难有新的超越,但仍有大量习作者,他们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坚守者,令人敬重。同时中央电视台的《中国诗词大会》栏目增发稿平台添了传统的气场,自媒体又为旧体诗写作者提供了便利的发表途径,让坚守者们有了更大的信心。

第三,老年、中年的少数民族诗人们在改革开放后与时俱进,对诗的本质、诗人的职责和诗作为“精神个体性的形式”等问题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而在新时期涌现出来的诗歌新人,更是因为几乎没有什么旧的理论模式和创作模式的影响和束缚,一开始写诗就有比较新颖和独特的个人特色,体现出一种不断开拓创新的精神。他们在创作实践中各自寻找着自己的位置,各自发出自己的声音。从总体上来说,我认为老、中、青几代少数民族诗人在新时期的创作中,都在努力追求写出具有民族魂魄、人类情怀、世界眼光相结合的诗歌。

东汉时期,在汶山郡以西的古羌部落对内地先进的经济、文化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他们在与东汉王朝的交往中,少数古羌部落的首领创作了《远夷乐德歌》《远夷慕德歌》《远夷怀德歌》等诗歌作品。这些诗歌作品,为后来羌族书面创作的增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三国时期,古羌人中出现了一批具有较好文化修养的军事将领,他们不仅精通汉文书简,而且还能用汉文写作,创作了较早的一批羌人散文作品。

实际上,在中国多民族文学的格局中,各少数民族的文学犹如大海中的一座座冰山。除了本民族的母语写作者和评论家之外,大家看到的只不过是各民族文学在海面上的冰山部分,而冰山在水下的部分可能就是我们还没有充分了解和评论的母语文学,而其中可能蕴藏了这个民族更具有民族特色或者文学传统的优秀作品。

丝路是一条开放之路,发展之路,这决定了丝路文学的风格更多的是健朗刚劲、慷慨豪放的,如唐代的边塞诗。但丝路文学亦无太多必要将自己的光荣寄托于遥远的古代。丝路文学的辉煌,更在于当代新的创造。“一带一路”日益成为全球共同参与的宏图大业,相信越来越多的中外作家也会将丝路作为创作的重要题材。丝路文学的发展及其成就,不妨先假以一段时日。

原标题:回应时代的呼唤是诗人的天职 作者:叶延滨 诗人应该如何回应时代的呼唤,这是一个常说常新的问题。社会的进步,技术的发展,让我们进入全新的信息时代。...

正因为对扎根生活土壤、歌唱祖国人民和伟大时代有如此深刻的认识和自觉的追求,少数民族诗人始终坚持正确的创作方向和诗歌精神。70年来,在几代少数民族诗人的创作中,始终贯穿着歌唱新中国、歌唱新生活、歌唱新时代这样一条红线。即使是在“文革”十年当中,有的少数民族诗人仍能保持“清醒的理智”和“坚定的信念”,在偷偷写着当时不可能发表的诗,表达自己对人民忧患、祖国安危和人类命运的思考。如牛汉、黄永玉、克里木·霍加等在“文革”中就写了不少后来发表并获奖的好诗。少数民族诗人们在新时期40多年来创作的大量优秀诗篇,更是以一种深沉的历史感、深刻的思想力量和强烈的时代精神,激荡着我们的心。他们以自己内心深处涌流出来的真诚、深挚的火热情感,以自己在改革开放的生活激流中经过深思熟虑的独到认识和深刻理解,来歌唱时代生活,歌唱祖国人民,揭示和创造人民所需要的艺术世界。

总之,羌族地区的文学创作,如源远流长的岷江,不断在延续、传承,也不断在创新、发展,它终究会迎来更加美好的未来。

新中国成立之后,包括蒙古族在内的少数民族母语文学的作家们与共和国的文学同步发展。而且,各民族的母语文学作家们在思想认识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在创作方面除了向其他兄弟民族学习,向世界各国的优秀文学学习之外,更加自觉地继承和发扬本民族的文学传统,在创作方面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尤其要提到的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少数民族母语文学的创作中贯穿了党的政策和国家精神,成为少数民族母语文学的核心部分,也成了少数民族母语文学内涵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新时期的时代特征。因此,可以说,中国现当代少数民族母语文学的内涵在新中国成立之后进一步拓展和丰富,除了本民族文化内核、多元文化视野之外还有了来之不易的家国情怀。而且,进入新时代之后,蒙古族许多母语写作的作家在思想和创作上更是上了新的台阶,超越民族和族群的狭隘思想,已经开始思考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问题,这使得少数民族母语文学在思想认识和创作境界上均达到了新的高度。

钟世华:那对于文化同一化和差异化问题,您有何深入的思考?

努力锤炼诗歌语言的艺术精度,是每个中国诗人的天职与担当。诗歌是一门与语言有关的艺术 发布新闻平台。 网站发稿悠久的诗歌发展史,也是诗歌语言越来越典雅精美软文网并且富于活力的过程。《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以及近现代出现的新诗等中国诗歌的语言运用,越来越丰富,越来越精美绝伦,成为我们民族气质的体现。从现实生活中汲取鲜活且有生命的语言,拒绝粗鄙低俗的诱惑,拒绝空话套话的侵蚀,不仅考验每个诗人掌握语言的分寸和技巧,更能呈现诗人文化修养的成色。

许多诗篇绚丽多姿地抒写了各少数民族人民的传统习俗和民族风情,生动有趣地展现了少数民族人民的爱情婚姻和文化生活,而引起读者的注意。如包玉堂的《仡佬族走坡组诗》、纳·赛音朝克图的《蓝色软绸缎的“特尔力克”》、吴琪拉达的《该把口弦挂在谁的胸上》、张长的《爱伲人的婚礼》等。

母语文学的冰山和高峰

石一宁:我不是诗人,也不是诗歌研究者,因此对这一问题缺乏深入的思考。但作为一个国家级少数民族文学期刊的办刊人,对这一问题多少有自己的看法。

作者:2019年09月11日 14版

70年来,我们少数民族的诗歌创作队伍在生活激流和时代风云中日益壮大并不断成长起来。我们已经拥有一支包括几代诗人在内的、阵容可观、成果丰硕、前程远大、不可低估的少数民族诗歌创作队伍。55个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诗人,有的民族已拥有数以百计的诗人群体。光从历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的评选来看,共有100多位少数民族诗人的167部(篇)诗集(长诗、短诗)获奖。在中国作协举办的全国优秀新诗(诗集)评奖和后来的鲁迅文学奖评选活动中,也都有少数民族诗人的诗集获奖。

改革开放40年,羌族地区的文学创作迎来了新局面,除了前文提到的4位获得“骏马奖”的作家和诗人,还有一大批羌族写作者在努力写作,形成了颇为可观的羌族作家群。例如,余耀明的诗歌《羊皮鼓》、叶星光的小说集《神山神树神林》、张力的报告文学集《飘飞的羌红》等均产生了较好的影响。

凶神恶煞嫁祸转灾本性却相同。

中国少数民族诗歌在很长的历史阶段中,其主要形态是民间诗歌(包括民歌、民间长诗、民间说唱等),作家诗产生比较晚。少数民族的作家诗有少数是秦汉以后出现的,而大多数是唐代以后产生的。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中国少数民族诗歌进入了当代时期。由于我国实行大力扶持少数民族经济文化发展的政策,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少数民族文学获得长足发展。少数民族诗歌从自发到自觉;从以民间诗歌为主到以作家诗为主;产生作家诗的民族从少数到绝大多数;诗歌作品大量涌现。尤其是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近40年来,少数民族诗歌创作更为空前繁荣。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少数民族会员1000多人,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会员2600多人,省级作家协会会员中少数民族会员5000多人,其中小说家和诗人人数最多。以少数民族的人口比例来看,这个阵容是庞大的。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鲁迅文学奖”和“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对少数民族诗歌创作给予极大的奖掖。尤其是“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至今已进行了十一届评奖,每届都评选四至五部获奖诗集。中国作家协会编辑出版的«新中国成立60周年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和«新时期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集»等大型丛书,都有诗歌卷。除了«民族文学»等少数民族文学期刊,全国各文学期刊的重点作者队伍中,也有不少少数民族诗人。

努力开拓诗歌题材的社会深度,是中国诗人在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所做的最重要工作,也是诗人今后应该继续努力的方向。诗坛空前繁荣纷杂,认真梳理一下,在过去的四十多年间,以下三种创作主潮深化了中国诗歌的题材,值得总结经验,以推动诗歌健康发展。

改革开放40年来,由于党的文艺路线和民族政策得到更好更全面的贯彻落实,中国作协创办了专门发表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期刊《民族文学》,定期举办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的评奖活动,连续不断举办少数民族作家的培训班、研修班,组织少数民族作家和诗人参与中外文学交流,不定期召开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集中研讨促进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繁荣的有关问题,少数民族诗歌也同其他门类的文艺形式一样,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发展。主要表现在:

到了清代,羌族文学迎来了又一个繁荣期。嘉庆年间,汶川县羌族聚集区绵池出现了“高氏五子”,即高万选、高万昆、高吉安、高辉光、高辉斗五兄弟。他们在创作上的共同特点是,立足于故乡的土地,彩绘山川,唱呤古迹,诗风淳朴,笔力遒劲。

虽然禽兽有毛有别于人类无毛

钟世华:一宁老师好,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和我进行访谈。2017年,中国新诗已走过整整100年的历程,那我们的访谈就先从诗歌开始吧,能否先谈谈中国当代少数民族诗歌的现状、问题和出路?

其二,面对现实的向下姿态。向下面对脚下土地的写实主义和民间的姿态,经过近四十年多次流变而成为诗坛主要的新写实主义诗潮。20世纪70年代后期,一批老诗人,如艾青、公刘、蔡其矫、白桦、绿原、曾卓、孙静轩、牛汉、邵燕祥、昌耀等重新回到文坛,同时也涌现了一批优秀的青年诗人。这两部分诗人在七八十年代发表了大量表现大众生活、呼唤思想解放的诗篇,如舒婷《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雷抒雁《小草在歌唱》、傅天琳《汗水》等。这 新闻发布网种潮流受到了读者的追捧,在推进思想解放运动中起到了鼓动作用,同时其文学资源和诗歌元素大多来自生活,具有较强的民族性,与现代主义形成并立潮流。到20世纪90年代,诗坛这种关注现实的诗歌发生流变,出现了新乡土诗、城市打工诗以及口语写作等。这股潮流中的诗人,注重用生活中鲜活的口语作为诗歌语言,为普通百姓呐喊,同时强调自我独特的创作风格。这些作品不拒绝在表现手法上向西方学习,但诗歌的元素和资源是目光向下,面对本土。于坚、尚仲敏等诗人的作品都表现出鲜明的“民间”色彩。网络的出现,加快了诗歌在民间普及,在各地出现了大量杰出的青年诗人,特别是进入城市的新移民诗人,如写乡土诗的马新朝、田禾等。进入新世纪后,成熟并且风格鲜明的诗人依然引领诗坛,如诗人吉狄马加写了大量关注人类共同命运的力作,诗人陈人杰连续三届担当援藏工作,在高寒之地写下心血之作《西藏书》,梁平对巴蜀文化的诗性解构,胡弦对人性的深度探求,张执浩朴质口语的诗性表达等,都呈现了关注现实的特征。及物写作与表现自我之结合,成为诗坛的新主潮。

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初期,一批少数民族诗人就创作了许多富有独创性和民族特色的诗歌作品,在中国诗坛上构成了一道独放异彩、耀人眼目的风景线。

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在古代陆续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羌族诗人和作家。在诗歌领域,有姚弋仲、姚苌、姚兴、姚泓、姚旻、姚嵩等羌族姚姓作者。到了元代,涌现了伟大作家余阙,创作了《吕公亭》《秋兴亭》等诗作,还有很多以叙友情、述交往、赞美德为内容的散文。此外,张雄飞、昂吉等诗人诗歌创作也较有影响。其中,昂吉的诗作擅长写景状物,具有闲适之趣,语言清新洗练,音韵宛转悠扬,故有爽朗明快的艺术风格。

母语作家背后的多元文化源流

中国少数民族诗歌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分期相一致,从1949年至今,是中国少数民族诗歌的当代时期。

作者:叶延滨

更多的诗歌则着力于别开生面地反映少数民族的新生活、新思想和新追求,热情洋溢地抒发和表达本族人民在新时代的欢乐感情和美好畅想。如库尔班·阿里的《从小毡房走向全世界》、康朗甩的《傣族之歌》、康朗英的《金纳丽在飞翔》、饶阶巴桑的《牧人的幻想》、巴·布林贝赫的《生命的礼花》等。还有柯岩、高深、汪承栋、柯原、金哲等一批诗人的各类题材的诗作,也都产生过较大的影响。

尽管《松游小唱》在中国现代文学起点中占据了一席之地,但羌族现当代文学创作直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才开始逐渐崭露头角。1981年,羌族作家朱大录创作的《羌寨椒林》荣获首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1982年,汶川县文化馆创办手刻油印文学刊物《羊角花》。1984年成立汶川县文联,1985年将《羊角花》更名为《岷江文学》,1995年又更名为《羌族文学》季刊,刊物培养了一大批羌族作家和诗人。

中国的少数民族文学由母语创作的文学和汉语创作的文学两个部分构成。从文学评论和文学话语的角度看,少数民族文学的这两个部分在文学格局中是很不平衡的。大多数批评家看到的少数民族文学主要是少数民族作家用汉语创作的作品,而因为语言条件限制少数民族作家用母语创作的作品很难进入非母语阅读的批评家眼中,因此有评论家曾经发出“少数民族母语文学的内涵是什么?”的问题。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少数民族母语文学有没有内涵?如果没有内涵,少数民族母语文学有什么价值?到底是谁的眼睛在看少数民族文学?评论者是不是真的看到了少数民族母语创作的文学本身?今天,我想以蒙古族母语文学为例谈一谈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历史上,中国少数民族诗歌对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做出了伟大的贡献。中国的三大史诗均为少数民族诗歌,即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蒙古族英雄史诗«江格尔»和柯尔克孜族英雄史诗«玛纳斯»。«格萨尔»长达200万行,不仅是中国,也是世界最长的史诗。蒙古族英雄史诗«江格尔»近20万行,亦享誉世界。柯尔克孜族英雄史诗«玛纳斯»长达20多万行,同为世界名著。«格萨尔»和«玛纳斯»作为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于2009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有这份历史底气,中国当代少数民族诗歌走向更加辉煌的前景并非没有可能。少数民族诗歌今后在继续保持自己的优势与风格特色的同时,还应多方学习借鉴,在思想的深度、语言的广度追求上更多着力。对于在本民族母语环境中成长的少数民族诗人来说,汉文诗歌创作比汉族诗人是有难度的,在语言上的探索要比汉族诗人走得更远,需付出更多的艰辛。但既然是运用同一种语言创作,诗歌的审美评价标准就是没有例外的。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有着母语背景的少数民族诗人的创作,也有可能给当代汉语注入新的活力、新的元素。因为汉语本来就是一种海纳百川的开放的语言体系。当然,少数民族诗歌要达到这样的境界,既需要创作者的主观努力,在客观上亦需假以时日。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文学的罗马也是如此。

百年新诗发展中,有追求有担当的中国诗人们创造了诗歌的奇迹。在新时代 媒体发布平台,创造中国新诗“高峰”的希望,仍将寄托在关注时代潜心写作的诗人们身上。

少数民族诗人们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和优势:他们都能够把自己艺术生命的根深深地扎在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和人民生活的深厚土壤中,比较注意从本民族独具风采的民间文学宝库中,从规模宏大的英雄史诗、神话传说、长篇叙事诗和简洁精美的民歌民谣中吸取丰富的养料,从本民族的人民生活中汲取素材、主题、情节、语言、诗情和画意。因此,他们的诗歌在题材、内容上,在语言、形式、风格上,都有着鲜明的民族色彩和民族气派。

到了19世纪末,出现了一位重要羌族诗人董湘琴,其长达万言的记游长诗《松游小唱》,内容主要写羌族地区的景致和生活,形式自由新颖,以通俗易懂的白话文入诗,文采优美,朗朗上口,与传统诗词的创作形式已有差异。

浮在海面上的冰山可能只占各民族文学的很小一部分,但是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或者评论格局中可能就完全代表了一个民族的文学的全部。就拿蒙古族文学来讲,非蒙古语读者和评论家看到的可能就是蒙古族作家用汉语创作的作品和部分蒙古语创作作品的翻译,这两个部分构成了蒙古族文学在海面上露出的冰山风景。实际上,蒙古族作家用母语创作的文学作品的数量是相当可观的,满全教授团队每年的蒙古族母语文学的年度报告中的数据有力地说明了这个成就,但是对于研究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非蒙古语评论家来讲,这些巨大数据背后的蒙古族母语文学实际上就是海面下面的冰山,无法触摸,更无法去具体评论和充分评估了。因此,只评论浮在海面上的冰山尖,是无法代表整体蒙古族文学的全部成就的。而想全面了解蒙古族文学,必须要既了解汉语创作的成就,也要了解蒙古语创作的成就,而惟一的有效途径就是把蒙古族母语文学优秀作品翻译出来,提供给更多的读者和评论家。

我曾在«丝路文学:少数民族文学新的发展机遇»一文中谈到:“无论是北方丝路还是南方丝路,其地域乃多民族聚居地,丝绸之路与少数民族的经济和文化生活关系紧密。发展和繁荣丝路文学,给丝路地域的少数民族文学带来的机遇是不言而喻的。丝路文学固然各地域、各民族的作家都可以创作,然而,最了解、最熟悉和亲历亲受丝路地域历史文化与现实生活的,莫过于身处该地域的少数民族作家,丝路文学创作,应更多地寄望于他们。同时,丝路地域一些少数民族是跨境民族,与丝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开展丝路文学交流,道路最便捷、条件最有利的也是该地域的少数民族作家。如前所述,丝路地域曾经诞生了中国三大史诗«格萨尔»«江格尔»«玛纳斯»,其中«格萨尔»«玛纳斯»已被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江格尔»的申遗也早已启动。丝路地域还孕育了麻赫穆德·喀什噶里、仓央嘉措、居素甫·玛玛依等文化与文学巨匠。深厚的底蕴,光辉的传统,使我们有理由相信,丝路文学的勃兴,使少数民族文学面临着一个巨大的发展机遇。

原标题:回应时代的呼唤是诗人的天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