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少数民族诗歌的现状、问题和出路何在,中国诗歌一定能产生更多更好的无愧时代的伟大诗篇

 新葡萄京     |      2020-01-12 20:07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结束了历史上长期存在的民族压迫制度,我国各族人民迎来了当家做主、平等团结、和平幸福的美好春天,也标志着我国各少数民族的诗歌进入了迅速崛起、发展繁荣的新时代。巴·布林贝赫、马瑞麟、康朗甩等众多少数民族诗人,以无比兴奋激动、欢乐舒畅的感情,歌唱生活的巨变和祖国的新生,歌唱边疆民族地区日新月异、如锦如绣的迷人风貌和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欣欣向荣的春天,歌颂我们亲爱的党、英雄的人民和伟大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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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回应时代的呼唤是诗人的天职 作者:叶延滨 诗人应该如何回应时代的呼唤,这是一个常说常新的问题。社会的进步,技术的发展,让我们进入全新的信息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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佤族是云南的特有民族,同时也是跨境民族,是新中国成立后,由原始社会末期跨越几个社会经济形态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少数民族之一。由于没有自己的文字,佤族的历史文化记忆均依赖丰富的口传文学口耳相传。直到20世纪80年代,佤族作家董秀英的出现,才终结了佤族文学没有书面文学的历史。伴随着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与繁荣,一批批佤族作家迅速成长,佤族文学创作也在民族性书写的探寻和突围中不断崛起,有5名作家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有4位作家获得了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成为云南少数民族文学一道亮丽的风景。

在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和文艺方针的光辉照耀下,不仅像尼米希依提、纳·赛音朝克图、擦珠·阿旺洛桑、沙蕾、牛汉、木斧、康朗英、康朗甩等这些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就活跃于诗坛的老诗人,重新开放出绚烂的艺术花朵,而且在各少数民族中都迅速涌现出一批又一批的诗歌新秀。许多过去只有口头流传的民歌民谣和民间叙事诗的少数民族,也开始有了自己用笔写作的第一代诗人和诗群。

石一宁

原标题:回应时代的呼唤是诗人的天职

本届“骏马奖”部分获奖作品。资料图片

文学是一个民族的秘史,是一个民族对于历史和现实最生动的记录。新中国成立后,以军旅作家为代表的一批汉族作家开始将创作的目光投射到阿佤山这块土地,创作出了一批反映佤族社会生活的作品,但均是以“他者”的视角去表现一个民族的新生和进步。直到1981年春,董秀英在《滇池》杂志上发表了第一篇文学作品《木鼓声声》,敲响了佤族书面文学的第一声木鼓,以佤族文化代言人的身份,正式拉开了“以我手写我族”的佤族文学序幕。

70年来,我们少数民族的诗歌创作队伍在生活激流和时代风云中日益壮大并不断成长起来。我们已经拥有一支包括几代诗人在内的、阵容可观、成果丰硕、前程远大、不可低估的少数民族诗歌创作队伍。55个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诗人,有的民族已拥有数以百计的诗人群体。光从历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的评选来看,共有100多位少数民族诗人的167部(篇)诗集(长诗、短诗)获奖。在中国作协举办的全国优秀新诗(诗集)评奖和后来的鲁迅文学奖评选活动中,也都有少数民族诗人的诗集获奖。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民族文学»主编石一宁认为丝路文学的复兴,将给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何为“丝路文学”? 中国当代少数民族诗歌的现状、问题和出路何在? 少数民族文学的批评现状如何? 存在哪些问题? 为此,钟世华专访了«民族文学»主编石一宁,整理此访谈录,以飨读者。

作者:叶延滨

  9月27日晚,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颁奖典礼在京举行。此前,经过充分讨论和严格评选,《时间悄悄的嘴脸》等24部作品与马英等3位民族语言翻译家,斩获本届“骏马奖”。这些获奖作品出自15个民族的作家之妙手,展现了近年来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新风貌。这些获奖作品有些什么样的特点?近年来,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又呈现一种什么样的趋势?

在之后短短的10年间,董秀英携带着故乡佤山的文化因子和浓重的母族文化气息,相继创作了《河里漂来的筒裙》《海拉回到阿佤山》《佤山风雨夜》《石磨上的桂花》《九颗牛头》《最后的微笑》等12部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马桑部落的三代女人》。她以《马桑部落的三代女人》为名结集出版了第一本佤族作家文学集和第一部长篇小说《摄魂之地》,连续获得了“云南省1981—1982年文学创作评奖优秀作品奖”、“首届云南文学艺术创作奖一等奖”、“第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评奖优秀短篇小说奖”、“第四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评奖优秀作品奖”等多个奖项。她以独特的叙事语言、文化特质和文学审美,生动展现了佤族发展的历史过程和鲜活的生活画卷。

70年来,几代少数民族诗人与时俱进,观念不断更新、思想不断深化、眼界不断开阔、技巧不断提高。与此同时,他们都坚持从自己脚下的土地出发,从自己的生活体验和切身感受出发,从时代、祖国和人民的需要出发,他们想到自己作为一个民族的时代歌手和人民代言人的崇高使命,因而渗透在他们全部作品中的,首先是一种对自己故乡、民族和祖国的深深的爱,是一种由衷的深沉的爱国主义激情。

钟世华:一宁老师好,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和我进行访谈。2017年,中国新诗已走过整整100年的历程,那我们的访谈就先从诗歌开始吧,能否先谈谈中国当代少数民族诗歌的现状、问题和出路?

诗人应该如何回应时代的呼唤,这是一个常说常新的问题。社会的进步,技术的发展,让我们进入全新的信息时代。新的传播手段,让诗歌这种曾是少数精英写作的“文学皇冠”艺术,变成了大众传情达意的工具,繁荣和杂芜共存,多样与无序同在,先锋与通俗携手。诗歌这门艺术,其边界被各种突破和探索改变,在一些人那里,诗歌成了一种面貌模糊的快餐产品。更有激进者和无知者进行无底线的尝试,以惊世骇俗的语言涂鸦从事所谓的诗歌写作。因此,真正热爱诗歌并坚守诗歌精神的诗人们,在今天需要更加努力回应时代的呼唤,写出无愧时代的诗篇,这是诗人的天职与担当。

  现实、历史与美学交织的长篇小说

在日益繁荣的民族文学语境中,在各级作协的关心和培养下,一批批佤族作家悄然崛起。肖则贡、李明富、王学兵、袁智中、爱星·西涅、伊蒙红木、岩改、岩来刀等佤族作家,以代际传递的方式,先后创作发表了《汉人》《路向》《鸡头恨》《花牛梦》《铁匠尼劳奥》《牛屎公公》《一匹母马》《山雨》《丑女秀姑》《开花的谷种落地的荞》《最后的魔巴》《捷克外特叔叔》《阿妈的姻缘线》《母鸡啼叫》《搬迁》等一批以佤族现实生活为题材的短篇小说。佤族作家们以多重视角,表现了佤族从传统向现代的变迁和跨越,以及变迁中经历的震荡、惶恐、喜悦、梦想与挣扎,生动展现了佤族当下的生存现实、文化生态和文化审美。其中,《最后一封情书》《开花的谷种,落地的荞》《千山木鼓响》《萨姆宝叔叔》《萨姆森·雅奥西尼》《阿妈的姻缘线》等作品先后获得各类奖项,佤族小说创作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

少数民族诗人热爱自己的祖国和人民,热爱自己所处的伟大时代。他们扎根在民族生活的深厚土壤之中,前进在时代变革的广阔天地里,敏锐地感受着时代脉搏的跳动。他们努力使自己与时代同步,与人民同心,认为能自由地为祖国、人民和伟大时代而歌唱,是自己的神圣职责和光荣使命。克里木·霍加说:“潜入生活海洋的最底层去吧,让你的心变成人民的回音壁。”巴·布林贝赫说:“在我看来,对于母亲的爱、祖国的爱和党的爱,不可分割地融为一体。”

石一宁:我不是诗人,也不是诗歌研究者,因此对这一问题缺乏深入的思考。但作为一个国家级少数民族文学期刊的办刊人,对这一问题多少有自己的看法。

努力提升诗歌精神的时代高度,是中国诗人特别是百年新诗历史所证明的诗之大道。百年中国新诗的合法性,就是真实地记录并表达了中华民族奋起反抗、争取自由解放的百年心路历程,成为中国人百年来振兴中华的情感史。中国新诗在民族危亡和社会变革的每个历史时期,都产生了代表性的诗人和里程碑式的诗篇。在“五四”时期,胡适、郭沫若、徐志摩、李金发、冰心、冯至等,都是开一代风气的大家。抗战时期,艾青的《我爱这土地》、光未然的《黄河大合唱》、田汉的《义勇军进行曲》,还有田间、李季等一大批诗人的作品,记录了中华民族危亡时用血肉筑起长城的精神。新中国成立之初,贺敬之的《放声歌唱》,以及郭小川、邵燕祥、闻捷、公刘等诗人的作品,记录了一个站起来的新中国所激起的浪漫情怀。直到改革开放,重新歌唱的牛汉、绿原等老诗人,以及舒婷、顾城等青年诗人的作品,呈现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的中国重新焕发青春的气象……百年新诗历史中,对于与时代与民族紧密联系的诗人,可以列一个长长的单子,写一部厚厚的专著。坚守中国新诗与时代同行的初心,不忘中国新诗与中华民族同呼吸、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鼓与呼的使命,中国诗歌一定能产生更多更好的无愧时代的伟大诗篇。

  长篇小说在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本届获奖的长篇小说从鲜活的生活实践中提炼人物与故事,有力地展现了20世纪后半叶以来尤其是当下社会与经济的变革,以及随之而来人们生活方式、情感结构、宗教信仰和道德伦理的变迁。比如,李传锋的《白虎寨》写的是武陵山区土家族山寨的新农村建设,关联起了进城务工人员返乡后的创业经历,堪称当代“创业史”,塑造了昂扬向上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乌·宝音乌力吉用蒙古文创作的《信仰树》,展现了科尔沁旗一个蒙古族家庭“四世同堂”的斑斓画卷,讲述了民族信仰与现代教育的双重文化内涵。

进入21世纪,在全球化语境中,如何向世界讲述自己的民族,如何在强势文化的包围之下坚持文学的民族性书写、为本民族文化的保持与保存找寻突围的出口,成为佤族作家共同的焦虑和自觉的担当。

正因为对扎根生活土壤、歌唱祖国人民和伟大时代有如此深刻的认识和自觉的追求,少数民族诗人始终坚持正确的创作方向和诗歌精神。70年来,在几代少数民族诗人的创作中,始终贯穿着歌唱新中国、歌唱新生活、歌唱新时代这样一条红线。即使是在“文革”十年当中,有的少数民族诗人仍能保持“清醒的理智”和“坚定的信念”,在偷偷写着当时不可能发表的诗,表达自己对人民忧患、祖国安危和人类命运的思考。如牛汉、黄永玉、克里木·霍加等在“文革”中就写了不少后来发表并获奖的好诗。少数民族诗人们在新时期40多年来创作的大量优秀诗篇,更是以一种深沉的历史感、深刻的思想力量和强烈的时代精神,激荡着我们的心。他们以自己内心深处涌流出来的真诚、深挚的火热情感,以自己在改革开放的生活激流中经过深思熟虑的独到认识和深刻理解,来歌唱时代生活,歌唱祖国人民,揭示和创造人民所需要的艺术世界。

中国少数民族诗歌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分期相一致,从1949年至今,是中国少数民族诗歌的当代时期。

努力开拓诗歌题材的社会深度,是中国诗人在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所做的最重要工作,也是诗人今后应该继续努力的方向。诗坛空前繁荣纷杂,认真梳理一下,在过去的四十多年间,以下三种创作主潮深化了中国诗歌的题材,值得总结经验,以推动诗歌健康发展。

  重述传统,建立关于某个族群的历史叙事,是另一个重要的少数民族文学现象。袁仁琮的《破荒》三部曲用亲历者冷静而理性的观察,将贵州西南腹地侗族山村和县城从新中国成立前后到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史进行细致勾勒,充分展示了历史本身的复杂性和人性的丰富,依靠丰富的情节、真实的细节、广阔的社会背景表现了思想深度。

为避免在全球化、商业化的语境中,承载着佤族深厚文化记忆的木鼓、寨桩、牛头、镖牛祭祀等礼俗文化被歪曲、被误读,佤族作家们怀揣着母语民族文化重建的梦想,重返母语村落,创作出版了《远古部落的访问》《神树的约定》《最后的秘境——佤族山寨的文化生存报告》《我的母语部落》等佤族文化散文集。虽然说这些作品因作家成长背景、文学气质、叙事语言、审美视角等方面的差异,而展现出不同的创作风格,但均不约而同选择了从内部人视角客观呈现佤族渐行渐远的远古部落、远古习俗以及当下的生存境遇、精神状态和文化风貌,讲述了全新时代佤族人民的鲜活故事,为自己的母语部落和族人们留下一份弥足珍贵的记忆。其中,《远古部落的访问》和《最后的秘境——佤族山寨的文化生存报告》先后获得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佤族女性文学成为云南少数民族文学一朵奇葩。

少数民族诗人们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和优势:他们都能够把自己艺术生命的根深深地扎在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和人民生活的深厚土壤中,比较注意从本民族独具风采的民间文学宝库中,从规模宏大的英雄史诗、神话传说、长篇叙事诗和简洁精美的民歌民谣中吸取丰富的养料,从本民族的人民生活中汲取素材、主题、情节、语言、诗情和画意。因此,他们的诗歌在题材、内容上,在语言、形式、风格上,都有着鲜明的民族色彩和民族气派。

中国少数民族诗歌在很长的历史阶段中,其主要形态是民间诗歌(包括民歌、民间长诗、民间说唱等),作家诗产生比较晚。少数民族的作家诗有少数是秦汉以后出现的,而大多数是唐代以后产生的。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中国少数民族诗歌进入了当代时期。由于我国实行大力扶持少数民族经济文化发展的政策,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少数民族文学获得长足发展。少数民族诗歌从自发到自觉;从以民间诗歌为主到以作家诗为主;产生作家诗的民族从少数到绝大多数;诗歌作品大量涌现。尤其是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近40年来,少数民族诗歌创作更为空前繁荣。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少数民族会员1000多人,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会员2600多人,省级作家协会会员中少数民族会员5000多人,其中小说家和诗人人数最多。以少数民族的人口比例来看,这个阵容是庞大的。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鲁迅文学奖”和“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对少数民族诗歌创作给予极大的奖掖。尤其是“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至今已进行了十一届评奖,每届都评选四至五部获奖诗集。中国作家协会编辑出版的«新中国成立60周年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和«新时期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集»等大型丛书,都有诗歌卷。除了«民族文学»等少数民族文学期刊,全国各文学期刊的重点作者队伍中,也有不少少数民族诗人。

其一,面对世界的向外姿态。自20世纪末以来,中国孕育了影响深远的现代主义诗歌潮流。中国诗歌的复苏,缘于改革开放初期的思想解放运动,对外开放让中国年轻一代有机会接受现代文学思潮。《诗刊》在1 软文平台980年举办了青年诗人改稿学习班,并以“青春诗会”的名义整期发表了参加这次活动的17位诗人的作品,引起轰动。其中部分诗人正学习现代主义表现手法,这从某种意义上表明现代主义诗潮得到主流诗坛的认可。中国有现代主义倾向的新诗潮被称为“朦胧诗”,这个称呼表明了这些诗歌在传统读者眼中是一个形象模糊的角色,同 新闻发布平台时由于中国传统诗歌美学和现代诗所借鉴的西方现代主义美学的差异,朦胧诗的出现,也产生了读者疏离诗歌的效应。中国的现代主义思潮,在不断的争论中发展。

  “少数民族长篇小说不仅在观念与内容上取得了一定的突破,在美学上也取得了艺术性和人民性的结合。”“骏马奖”评委、《民族文学研究》编辑部主任刘大先说,比如阿拉提·阿斯木的《时间悄悄的嘴脸》这一以新疆“玉王”的故事反映当代维吾尔族文化转型的作品,就充分结合了意识流动、时空转换和维吾尔传统中麦西来甫式的场面与幽默风格,并且在修辞上以陌生化的语言丰富了当代汉语的书写。

在诗歌创作方面,佤族诗人聂勒带着佤族诗歌淳朴、阳光的气息,在《人民文学》《诗刊》《中国作家》《民族文学》《十月》等重要刊物上发表了近百首诗作,创作出版了《心灵牧歌》《我看见》《聂勒的诗》三部诗集,以诗歌的形式发出了自己响亮的声音。其中,诗集《心灵牧歌》获得第八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成为了第一位获此殊荣的佤族诗人;组诗《大地的歌谣》《一千头牛的婚礼》《母亲们》《人类的孩子》等,相继获得多个奖项。

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初期,一批少数民族诗人就创作了许多富有独创性和民族特色的诗歌作品,在中国诗坛上构成了一道独放异彩、耀人眼目的风景线。

总体来看,中国当代少数民族诗歌与当代汉族诗歌的发展是同步的。在语言形式方面,汉文新诗同样是当代少数民族诗歌的主流。同时,也有许多少数民族诗人以母语创作。铁衣甫江、韦其麟、柯岩、苗延秀、牛汉、金哲、阿尔泰、晓雪、饶阶巴桑、吉狄马加、胡昭、木斧、库尔班·阿里、汪成栋、包玉堂等一大批少数民族诗人在中国文坛享有盛誉。如果要指出少数民族诗歌与汉族诗歌的差异性的话,那么在题材与主题方面,歌颂祖国统一、维护民族团结,在少数民族诗歌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和集中。如维吾尔族诗人铁衣甫江、尼米希依提和蒙古族诗人阿尔泰的诗歌。在诗歌的审美意象方面,则呈现着鲜明的民族特色,如彝族诗人吉狄马加发表于«人民文学»2014年第5期的长诗«我,雪豹……»,诗中拟人化的濒危动物主人公雪豹,反映了少数民族诗人对生态问题的敏感。又如藏族青年诗人阿顿·华多太发表于«民族文学»2015年第7期的诗歌«北京,北京»:“北京太大,以致我不能确定/站在哪里? 才是北京/这个城市,广阔如草原/牛羊都带着滑轮,在奔跑/一个牧人骑着一匹老马/乘夜色到最近的邻里/借一瓶酒,都得走十个站点/ 北京确实太大,以致我/怀疑自己,在北京/还是在北京的阑尾里/从天安门到圆明园的路程/在我家乡,可以把山里的母牛赶回家/等着母亲挤奶/ 北京太大,声音也很大/玻璃窗离公路多么遥远/我的耳朵还能听见沙子/在每一个轮子下哀嚎/沙沙沙的哭泣/早已成为手工制造的天籁之音/ 但北京的天空/非常小,犹如一顶牛毛帐篷/它毛茸茸的刺儿/扎我身子。”[1]这首诗中的想象与意象,显然只能出自草原地区的少数民族诗人。此外,少数民族诗人甘于寂寞,勤奋笔耕,他们创作态度的诚恳,情感的真挚,表达的敦厚,也都彰显当代少数民族诗歌的独特优势。当代少数民族诗歌,当之无愧地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构成。

其二,面对现实的向下姿态。向下面对脚下土地的写实主义和民间的姿态,经过近四十年多次流变而成为诗坛主要的新写实主义诗潮。20世纪70年代后期,一批老诗人,如艾青、公刘、蔡其矫、白桦、绿原、曾卓、孙静轩、牛汉、邵燕祥、昌耀等重新回到文坛,同时也涌现了一批优秀的青年诗人。这两部分诗人在七八十年代发表了大量表现大众生活、呼唤思想解放的诗篇,如舒婷《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雷抒雁《小草在歌唱》、傅天琳《汗水》等。这 新闻发布网种潮流受到了读者的追捧,在推进思想解放运动中起到了鼓动作用,同时其文学资源和诗歌元素大多来自生活,具有较强的民族性,与现代主义形成并立潮流。到20世纪90年代,诗坛这种关注现实的诗歌发生流变,出现了新乡土诗、城市打工诗以及口语写作等。这股潮流中的诗人,注重用生活中鲜活的口语作为诗歌语言,为普通百姓呐喊,同时强调自我独特的创作风格。这些作品不拒绝在表现手法上向西方学习,但诗歌的元素和资源是目光向下,面对本土。于坚、尚仲敏等诗人的作品都表现出鲜明的“民间”色彩。网络的出现,加快了诗歌在民间普及,在各地出现了大量杰出的青年诗人,特别是进入城市的新移民诗人,如写乡土诗的马新朝、田禾等。进入新世纪后,成熟并且风格鲜明的诗人依然引领诗坛,如诗人吉狄马加写了大量关注人类共同命运的力作,诗人陈人杰连续三届担当援藏工作,在高寒之地写下心血之作《西藏书》,梁平对巴蜀文化的诗性解构,胡弦对人性的深度探求,张执浩朴质口语的诗性表达等,都呈现了关注现实的特征。及物写作与表现自我之结合,成为诗坛的新主潮。

  青年女作家在中短篇小说领域异军突起

进入新世纪,伴随着云南风起云涌的诗歌浪潮,云南诗坛迎来了另一位佤族诗人张伟锋。在短短的10年间,这位“80后”诗人连续在《人民文学》《诗刊》《民族文学》《青年文学》等期刊发表了大量诗作,相继出版了《风吹过原野》《迁徙之辞》《山水引》3部诗集,成为继聂勒之后创作势头较好的佤族诗人。

一批根据民族民间故事创作的叙事长诗,以朴素、清新、明丽、丰富的语言,通过许多生动活泼的人物形象的塑造,深情独特地揭示了少数民族人民的精神美、心灵美,强烈深刻地表现了他们反对黑暗势力、追求幸福自由的坚强意志和崇高理想。如韦其麟的《百鸟衣》、包玉堂的《虹》、苗延秀的《大苗山交响曲》、汪玉良的《马五哥与尕豆妹》、沙蕾的《日月潭》、牛相奎和木丽春的《玉龙第三国》等。

当下少数民族诗歌存在何种问题? 答案见仁见智。我的看法是:就汉文新诗而论,少数民族诗歌流派较少,风格较为单一,偏向于抒情,以诗歌形式对生活与人性的深入开掘尚有不足,对诗歌语言探索的深度与广度也尚未达到理想的境界。

其三,面对传统的坚守姿态。坚守古典诗歌的传统,坚守“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传统,坚守革命文学的传统,在诗坛没有缺席。中国有两千多年的诗歌传统,特别是唐诗宋词在艺术上所达到的完美媒体发稿平台境界,使中国古典诗歌有很多喜爱者,尽管这种用文言写作的格律诗词,在今天很难有新的超越,但仍有大量习作者,他们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坚守者,令人敬重。同时中央电视台的《中国诗词大会》栏目增发稿平台添了传统的气场,自媒体又为旧体诗写作者提供了便利的发表途径,让坚守者们有了更大的信心。

  本届“骏马奖”一共有46部中短篇小说参评。“这些作品一方面紧密关注现实的变革,以从容自信的表达,展示绚烂的民族生活和人物命运,另一方面在历史题材、乡土叙事和情感叙事等方面,也有不俗表现。”“骏马奖”评委、广西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石才夫说,此外,还有一个突出的现象值得关注,即青年女作家的整体突围。

在从事小说、散文创作之余,伊蒙红木也加入到诗歌创作的行列中来,并创作出版了诗集《云月的故乡》,以其特有的佤族民间诗歌的语言韵律,拓展了佤族诗歌表达的边界,为母语部落族群文化审美的探索、发现、重建与回归提供了新的可能。在此期间,王学兵则放弃了创作颇丰的小说、诗歌创作,毅然决然返回民间,历经十数年的收集整理,于2004年出版了散文体佤族创世纪神话《司岗里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