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是中国文明的基础,诗人的个人经验、诗人把握现实的能力

 宗教文化     |      2020-01-12 12:44

对于诗人而言,诗歌写作不能同质化。那些精致的、唯美的诗歌是好的,那些粗粝的、烟火四起的诗歌也应该是好的。现实是生机勃勃的,充满差异性的,诗歌亦应如此。每一个诗人都要寻找到自己的诗歌道路,探索对世界和自我的诗意表达。一个诗人在自己的写作中,往往都有自己的显在或隐在的“写作谱系”,立足于自己的“现实”,才能凸显个人的写作理想与写作标准。

李少君在诗歌《我是有大海的人》中写道,“海鸥踏浪,海鸥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沿着晨曦的路线,追逐蔚蓝的方向”。李少君诗集《海天集》(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9月出版)里,有一首意味深长且颇具象征意义的诗——《我是有背景的人》:“我们是从云雾深处走出来的人/三三两两

光明日报: 传统和诗意的回归

时间:2018年12月18日来源:《光明日报》作者:刘笑伟传统和诗意的回归——评李少君诗集《海天集》图片 1

  李少君在诗歌《我是有大海的人》中写道,“海鸥踏浪,海鸥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沿着晨曦的路线,追逐蔚蓝的方向”。图为2017年2月3日,江苏连云港海滨,一只觅食的海鸥从水面掠过。新华社发(耿玉和摄)  

  李少君诗集《海天集》(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9月出版)里,有一首意味深长且颇具象征意义的诗——《我是有背景的人》:“我们是从云雾深处走出来的人/三三两两,影影绰绰/沿着溪水击打卵石一路哗哗奔流的方向/我们走下青山,走入烟火红尘//我们从此成为了云雾派遣的特使/云雾成为了我们的背景/在都市生活也永远处于恍惚和迷茫之中/唯拥有虚幻的想象力和时隐时现的诗意”。在这首诗中,李少君表达了诗人介入现实生活的意愿,并且找到了诗人拥有“时隐时现的诗意”的根源:那就是大自然,就是山中的“云雾”。

  这首具有象征意义的诗作,标志着李少君对自己诗歌写作的发展方向开始了深刻思考。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新诗经历了朦胧诗、后朦胧诗等发展阶段,崇高、庄严、价值、意义等终极追求还在诗意的顶端隐约闪耀。随着中国诗人对西方现代诗歌的逐渐重视和越来越多的模仿消化,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新诗似乎越来越远离古典传统、主流价值和大众生活,逐渐向内心的独白、日常生活的扫描和小众化发展,在美学风格上表现为越来越口语化、口水化、庸常化,造成的结果是,一些诗歌越来越远离人民、远离生活,成为自娱自乐的“一己悲欢”与“杯水风波”。

  《海天集》是李少君2014年初从海南到北京四年多的新作结集。在这些诗艺日趋成熟的诗作中,可以看到李少君向中国古典抒情传统回归的努力。换言之,在中国古典诗词特别是山水诗、田园诗与中国新诗之间,李少君架起一道相通相融的桥梁。这是对改革开放以来,新诗忽视中国古典诗词传统的一种弥合。在这样的诗句中,我们读到了唐诗的意蕴:“在没有雨的季节,整个林子疲软无力/鸟鸣也显得零散,无法唤醒内心的记忆/雨点,是最深刻的一种寂静的怀乡方式”(《热带雨林》);在这样的诗句中,我们又可以读出宋词的质感:“伊端坐于中央,星星垂于四野/草虾花蟹和鳗鲡献舞于宫殿/鲸鱼是先行小分队,海鸥踏浪而来/大幕拉开,满天都是星光璀璨”(《海之传说》)。李少君认为,自然在古典诗歌中居于中心地位,自然是中国文明的基础,是中国之美的基础。中国之美,就是青山绿水之美,就是蓝天白云之美,就是诗情画意之美。所以,李少君的诗总是从大自然出发,找到自然的意境和诗意。中华诗词源远流长,积淀着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文化独特的精神标识。李少君从自然山水间找到了中国新诗能够继承的精神标识,那就是“自然”,并且用简约、委婉、宁静的诗写出了自然之美,也正因如此,李少君被誉为“自然诗人”。

  中国新诗的现代化,绝不可能抛弃中国古典诗词的抒情传统。《海天集》的可贵之处在于从古典诗词抒情传统中,找到了一条中国新诗通向现代化的路径。李少君说:“是到了重新认识我们的传统和借鉴西方对现代性的反思的时候了,是重新认识自然、对自然保持敬畏、确立自然的崇高地位的时候了。”同时,他突破了古典诗词山水田园的意象,向更博大、更深远、更具现代性的诗意进发。他写了不少海洋诗,那是一个诗人内心沉淀的深沉之作,是当代诗歌中书写海洋的重要收获。这些风格独特的诗作,既源于古典山水田园诗,又有别于传统,具有现代性风貌:“海鸥踏浪,海鸥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沿着晨曦的路线,追逐蔚蓝的方向/巨鲸巡游,胸怀和视野若垂天之云/以云淡风轻的定力,赢得风平浪静”(《我是有大海的人》)。这些特征,在他的《云之现代性》《珞珈山的樱花》《敬亭山记》等诗作中也得到鲜明呈现。在抒写诗意时,诗人没有远离时代:“我是有故乡的人/每次只要想到这一点/我心底就有一种恒定感和踏实感/那是我生命的源头和力量的源泉”(《我是有故乡的人》),这份“恒定感和踏实感”,正是诗人对这个伟大时代和灵魂故乡的诗性回应。此外,《海天集》中收录了诗人刚刚完成的叙事长诗《闯海歌》,这是献给改革开放40周年和海南建省办特区30周年的致敬之作,也是深入生活、关注现实、拥抱时代的叙事诗佳作。

  诗歌评论家谢冕先生在《中国新诗史略》一书中,对新世纪以来的中国新诗表达了某种程度的失望:“失去了精神向度的诗歌,剩下的只能是浅薄。同样,失去了公众关怀的诗歌剩下的只能是自私的梦呓。”他还说:“现下的诗是离开诗的语言的精致和音乐性越来越远了,这不能不让人感慨焦虑。”是的,在民族复兴的伟大历史进程中,中国新诗不能失语,更不能缺席。《海天集》给我们最大的启示是,中国新诗一定要从中华古典诗词和世界优秀诗歌中汲取双重养分,在传统文化中寻找精神根脉,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实现中国新诗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云卷云舒,云开云合/云,始终保持着现代性,高居现代性的前列”。李少君的这首《云之现代性》,也是极具象征意义的。“云”是中国古代诗词中的代表性意象,如何使“云”具有现代性,考验着中国诗人的智慧。

不少诗人将切身感受和原初经验作为情思资源,自觉打通小我与大我、一己情绪和公共体验,在某种程度上传递出了时代的声音。比如说,赵亚东的《带着稻米回家》,就像是从生活土壤上直接开出的精神花朵,“那些稻子说倒就倒下了/听命于一个乡下女人的镰刀/她弯下腰,拼命地梳理/一粒米和土地最后的联系//那些稻子被风吹着/那些稻子最后都倒下去,一片一片的/像那个收割的女人,默默地顺从于命运//那些稻子也该回家了……/我知道,把它们带回家/我必须用尽一生的力气”。精确而节制的文字,富于张力的描述,写出了农人劳作的艰辛。作品从个人写作出发,却传达出“非个人化”的声音,入笔虽小,旨趣却远,透过事物的表象闪烁着智慧和人性的色彩。

王家新对穆旦晚期诗的评价是:“诗人晚期的诗,更为率性、质朴和悲怆,不像早期那样刻意,它们更真切地触及了一个诗人对人生、岁月和命运的体验。”这样的评价是准确的,穆旦晚期诗带有沉思与宁静的特质,早期诗作中的挣扎、困惑与绝望退隐消失,而转变为远距离的审视与冷静的剖析。《秋》这首诗中的诗句最能说明这种转换的含义:“如今他已是和煦的老人。/这大地的生命,缤纷的景色,/曾抒写过他的热情与狂暴,/而今只剩下凄清的虫鸣,/绿色的回忆,草黄的微笑。”当然,转变的原因是多重的,不一而足,在这里不做具体分析,其中“黑暗”主题的转变最为清晰,包含着新的认知与感受,这种转变集中在“无边的黑暗”意象的表达上,如《问》所写:黑暗没有尽头,而且黑暗受到光明的礼赞,实际上,“无边的黑暗”表达了更深的困惑与更为艰难的追问。

中国百年新诗的探索传承,历经了语言的解放、诗意的嬗变和体系的确立。当下,新诗写作显现峥嵘,已经具备了自身的特点和形态。从古体诗词到新诗,“诗歌要真实反映现实”这一诉求从未改变。有一位诗人曾经说过:“如果一位诗人不走进他们的生活,他的诗歌的篮子里装的全是无用的假货。”

作者简介

诗人的情感一旦不与时代沟通,就只能是孤零零的个人情绪抒发

难产的圣洁的感情。

在当下的新诗写作中,诗人们一方面秉承传统,另一方面立足现实,融汇现代意识和技术。很多诗歌有着沉静的力量,有着自己独特的呈现和表达。诗人坚守自己的创作,不苟同,不附和。诗歌理论批评也有良好的助推作用。当然,当下的诗歌写作,也存在很多需要思索的命题。比如,诗歌进入公众视野的途径有待开拓,诗歌介入大众阅读范围的广度和深度有待提高。

这首具有象征意义的诗作,标志着李少君对自己诗歌写作的发展方向开始了深刻思考。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新诗经历了朦胧诗、后朦胧诗等发展阶段,崇高、庄严、价值、意义等终极追求还在诗意的顶端隐约闪耀。随着中国诗人对西方现代诗歌的逐渐重视和越来越多的模仿消化,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新诗似乎越来越远离古典传统、主流价值和大众生活,逐渐向内心的独白、日常生活的扫描和小众化发展,在美学风格上表现为越来越口语化、口水化、庸常化,造成的结果是,一些诗歌越来越远离人民、远离生活,成为自娱自乐的“一己悲欢”与“杯水风波”。

有些诗人把真情实感的流露视为诗歌的最高旨归,这无形中将诗歌降格为无难度写作。他们的作品手法单调、滞后,现实有余,灵动不足,不但无法准确传达出繁复、微妙、生动的现实世界,也耐不住读者的咀嚼,滋味寡淡。如果说偏离现实本质的诗人没找准有价值的“现实”,而这些诗人面对好端端的现实却心有余而力不足,表现不到位、不恰切。他们操持着过于传统的技巧,这在日新月异的当下现实面前,显得老套和无力。

于诅咒里成形的

例如,“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这是杜甫的家国情怀。“今日云景好,水绿秋山明。携壶酌流霞,搴菊泛寒荣。”这是李白的豪放飘逸。“暮云收尽溢清寒,银汉无声转玉盘。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是苏轼的感时伤怀。“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这是辛弃疾的生不逢时……古代的诗人们以极具个性的诗作呈现了诗歌的品质。

姓名:刘笑伟 工作单位:

诗人应该明白,介入现实的方式要合理,要注意与时俱进的思想提升和艺术建构,与现实之间保持一种出入俱佳、虚实有度的平衡状态。更为重要的是,诗人们宜淡化取巧、炒作的“诗外功夫”,从各种各样令人眼花缭乱的诗会、诗赛、诗节中撤出,专心提升自己的修养,致力于生活的沉潜,用心打磨作品,学会有效地与现实“对话”,让诗歌从飘渺的云端回到坚实的地面,把接地气、说人话、写好诗作为毕生的追求。

幸福到来前的人类的祖先,

一个时代、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气象、文化格调,往往由诗歌来呈现。因此,这个时代的诗人有着抒写的责任。

李少君在诗歌《我是有大海的人》中写道,“海鸥踏浪,海鸥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沿着晨曦的路线,追逐蔚蓝的方向”。

当下,众多网络写手、诗人和编辑在书斋里凭借智力炮制的泛化诗作,从本质上讲就是在公开地误读与歪曲现实。它们对现实的本质偏离也更为可怕。互联网的便捷和传播渠道的多元,成全了一批以“好玩儿”和盈利为目的的写手。他们没有生命的感动,没有思想的触发,更没有灵魂的投入,完全靠知识和书本代替生活体验,无中生有地“硬写”。基于功成名就后的匠气,多年打磨训练的技巧,以及一点点的小聪明,他们也可以把诗歌写得四平八稳、老到娴熟,看上去有模有样,但就是缺少生机和创造性,充其量只是一种技术的博弈,属于典型的思想“原地踏步”,搭建的是与生命、精神无关的“纸上建筑”“网上建筑”,成为玩意儿十足的形式飘移和灵魂的随意漫游。毫不走心或“为赋新诗”的发生机制,注定了这些诗歌与现实之间有着说不清的隔膜,其“假小空”的状态是对生活和生命本质更深层的偏离。

因为我们看见那么多死去人的眼睛

诗人要做的是在“现实”中发现诗意,并建构现实与诗歌之间的关系。诗歌来源于现实,但同时又超越现实。在这一点上,诗歌就是创造,创造一个“超越现实”的诗歌世界。在现实抒写方面,新时代的诗人需要不断创新、综合,既走向社会、走向现实,也走向内心、走向人性,将充满诗意而又泥沙俱下的现实、波澜不惊而又沟壑纵横的内心、复杂多变而又矛盾百出的人性充分结合起来。

李少君诗集《海天集》(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9月出版)里,有一首意味深长且颇具象征意义的诗——《我是有背景的人》:“我们是从云雾深处走出来的人/三三两两,影影绰绰/沿着溪水击打卵石一路哗哗奔流的方向/我们走下青山,走入烟火红尘//我们从此成为了云雾派遣的特使/云雾成为了我们的背景/在都市生活也永远处于恍惚和迷茫之中/唯拥有虚幻的想象力和时隐时现的诗意”。在这首诗中,李少君表达了诗人介入现实生活的意愿,并且找到了诗人拥有“时隐时现的诗意”的根源:那就是大自然,就是山中的“云雾”。

当前诗歌的现实表现没有完全触及生活与生命的内核,存在着严重偏离现实本质的弊端。诗人们如果能最大限度地向现实生活空间敞开,会发现他们正置身于一个孕育大手笔的诗歌时代。好的诗歌都朴素真诚,逼近人的生存真实和时代良心。经过个人化写作时代的洗礼,诗人们纷纷在日常生活空间寻找诗意,这对内视角的诗歌本来无可厚非。可是不少诗人却极力标举诗歌的自主性和排他性,将诗歌异化为承载私密情感体验的器皿,个人欲望暴露无遗,泪水与庸常进行着琐屑的叠合。这样的写作姿态让诗歌有时完全沦为无价值的下意识、潜意识缠绕,成为自娱自乐的个体灵魂表演,既远远放逐了传统的忧患意识,也造成诗性和诗意的流失。

四、晚期作品的“黑夜”意象

很多的新诗写作者,也以非常优秀的作品彰显了新诗写作的诸多可能。例如诗人昌耀,他的诗激情、凝重、壮美,有着饱经沧桑的情怀,有着苍茫雄浑的西部人文背景。他在《河床》中写道:“他从荒原踏来,/重新领有自己的运命。/我是屈曲的峰峦,是下陷的断层,是切开的地峡,是眩晕的飓风。”又如穆旦,他的诗象征意味浓郁,诗歌语言独具一格。他的《不幸的人们》中,有这样的诗句:“无论在黄昏的路上,或从碎裂的心里,/我都听见了她的不可抗拒的声音,/低沉的,摇动在睡眠和睡眠之间,/当我想念着所有不幸的人们。”再如冯至,他的诗低唱浅吟,抒情意味十足,又充满哲理:“我们准备着深深地领受/那些意想不到的奇迹,/在漫长的岁月里忽然有/彗星的出现,狂风乍起。”(《十四行诗》)

中国新诗的现代化,绝不可能抛弃中国古典诗词的抒情传统。《海天集》的可贵之处在于从古典诗词抒情传统中,找到了一条中国新诗通向现代化的路径。李少君说:“是到了重新认识我们的传统和借鉴西方对现代性的反思的时候了,是重新认识自然、对自然保持敬畏、确立自然的崇高地位的时候了。”同时,他突破了古典诗词山水田园的意象,向更博大、更深远、更具现代性的诗意进发。他写了不少海洋诗,那是一个诗人内心沉淀的深沉之作,是当代诗歌中书写海洋的重要收获。这些风格独特的诗作,既源于古典山水田园诗,又有别于传统,具有现代性风貌:“海鸥踏浪,海鸥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沿着晨曦的路线,追逐蔚蓝的方向/巨鲸巡游,胸怀和视野若垂天之云/以云淡风轻的定力,赢得风平浪静”(《我是有大海的人》)。这些特征,在他的《云之现代性》《珞珈山的樱花》《敬亭山记》等诗作中也得到鲜明呈现。在抒写诗意时,诗人没有远离时代:“我是有故乡的人/每次只要想到这一点/我心底就有一种恒定感和踏实感/那是我生命的源头和力量的源泉”(《我是有故乡的人》),这份“恒定感和踏实感”,正是诗人对这个伟大时代和灵魂故乡的诗性回应。此外,《海天集》中收录了诗人刚刚完成的叙事长诗《闯海歌》,这是献给改革开放40周年和海南建省办特区30周年的致敬之作,也是深入生活、关注现实、拥抱时代的叙事诗佳作。

姓名:罗振亚 工作单位:

在这个意义上,王佐良的文章《一个中国新诗人》一开始就极为精准地把握住了穆旦诗歌的方向,这个方向是以三个关键词标记的:“饥饿”“受难”“上帝”,这三个关键词包含在王佐良的两个判断当中:“是这一种受难的品质,使穆旦显得与众不同的。”“穆旦对于中国新写作的最大贡献,照我看,还是在他的创造了一个上帝。他自然并不为任何普通的宗教或教会而打神学的仗,但诗人的皮肉和精神有着那样的一种饥饿,以至喊叫着要求一点人身以外的东西来支持和安慰。”王佐良的判断有着相同历史经验中的感同身受与对穆旦创作的细微体察,与此同时也显示出其良好的诗歌鉴赏力,具有后来的历史局外人无法超越的先天优势,因此,值得我们细致推敲。那么,把这些判断与穆旦的作品对照来读,我们会发现,这三个关键词都是以“痛苦”为感情基调,“痛苦”一词及其情感的变形几乎遍布于穆旦的大部分诗作,“饥饿”是身体的痛苦,“受难”是灵魂与肉体的双重痛苦,“上帝”是精神的痛苦,这些痛苦并非是短暂的负重,而是生命的底色与永恒的主题,所以穆旦在诗中写道:这痛苦是“火热的熔岩的痛苦”,是“痛苦的至高”,同时也是“无尽的斗争”,是 “崇高的道路”,这斗争与道路是“在过去与未来两大黑暗之间,以不断熄灭的/现在,举起来泥土,思想和荣耀,”,因为黑暗是时间的基本属性。

新时代的诗歌写作实践中,“但愿我们真正成为我们人民的良心”(塞弗尔特)。诗人应该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好的诗歌在于突破,在于创造,在于能够触动人心,能够被读者喜爱,能够流传下去。在现实土壤的孕育下,诗人应拿出好的作品来为这个时代作证,并以诗歌来反哺所生活的时代,展现“现实”中真实的“爱”。

诗歌评论家谢冕先生在《中国新诗史略》一书中,对新世纪以来的中国新诗表达了某种程度的失望:“失去了精神向度的诗歌,剩下的只能是浅薄。同样,失去了公众关怀的诗歌剩下的只能是自私的梦呓。”他还说:“现下的诗是离开诗的语言的精致和音乐性越来越远了,这不能不让人感慨焦虑。”是的,在民族复兴的伟大历史进程中,中国新诗不能失语,更不能缺席。《海天集》给我们最大的启示是,中国新诗一定要从中华古典诗词和世界优秀诗歌中汲取双重养分,在传统文化中寻找精神根脉,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实现中国新诗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云卷云舒,云开云合/云,始终保持着现代性,高居现代性的前列”。李少君的这首《云之现代性》,也是极具象征意义的。“云”是中国古代诗词中的代表性意象,如何使“云”具有现代性,考验着中国诗人的智慧。

编者按

《穆旦诗文集》书影

现实是多元的,诗歌当产生于现实之中,反映出现实的复杂性。诗歌在反应现实方面的先验性和审美意味,得益于诗人处理现实问题时的精心甄别和站位高度。现实是多元的,诗人的视角和笔触也应该是多元的,诗歌照应时代精神的维度也应该是多元的。这取决于诗人多年修炼的把握经验的能力。在这个过程中,诗人的个人经验、诗人把握现实的能力,都会体现在自己的诗作中,使一首诗歌区别于另一首诗歌,使一个诗人区别于另一个诗人。

(作者:刘笑伟,系《解放军报》文化部主任)

偏离现实本质与“艺术塌方”是当下诗歌创作的两个症结

但现在,黑暗却受到光明的礼赞

诗歌;诗人;新诗;中国;李少君

【文艺观潮·创作无愧于新时代的诗歌】

在无尽的波涛的淹没中,

《海天集》是李少君2014年初从海南到北京四年多的新作结集。在这些诗艺日趋成熟的诗作中,可以看到李少君向中国古典抒情传统回归的努力。换言之,在中国古典诗词特别是山水诗、田园诗与中国新诗之间,李少君架起一道相通相融的桥梁。这是对改革开放以来,新诗忽视中国古典诗词传统的一种弥合。在这样的诗句中,我们读到了唐诗的意蕴:“在没有雨的季节,整个林子疲软无力/鸟鸣也显得零散,无法唤醒内心的记忆/雨点,是最深刻的一种寂静的怀乡方式”;在这样的诗句中,我们又可以读出宋词的质感:“伊端坐于中央,星星垂于四野/草虾花蟹和鳗鲡献舞于宫殿/鲸鱼是先行小分队,海鸥踏浪而来/大幕拉开,满天都是星光璀璨”。李少君认为,自然在古典诗歌中居于中心地位,自然是中国文明的基础,是中国之美的基础。中国之美,就是青山绿水之美,就是蓝天白云之美,就是诗情画意之美。所以,李少君的诗总是从大自然出发,找到自然的意境和诗意。中华诗词源远流长,积淀着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文化独特的精神标识。李少君从自然山水间找到了中国新诗能够继承的精神标识,那就是“自然”,并且用简约、委婉、宁静的诗写出了自然之美,也正因如此,李少君被誉为“自然诗人”。

在充分肯定新诗成就的同时,也需要看到当下的一些诗歌作品,过度沉溺于个人狭窄的情感世界,沦为自娱自乐的无聊消遣与文字游戏,对广泛而深刻的现实变迁要么置若罔闻,要么缺乏灵敏感知,已经丧失了诗歌的本体性功能,放逐了诗歌的价值引领角色。

——《时感四首·4》

20世纪80年代的诗坛不乏一些紧盯时代、现实、历史之作,它们贴近国家和民族抒情,“大词”频出,但是多数偏于空洞,影响不大。有一部分诗歌努力在自然、灵魂、生命等领域进行精神层面的探讨,但过于迷恋技术和语言。这类作品诗意固然纯粹,只是人间烟火稀薄,从根本上阻滞了与现实、读者沟通的渠道,对诗歌陷入边缘化的处境难辞其咎。20世纪90年代的诗坛盛行个人化写作,“从日常生活的海洋打捞艺术的珠贝”成为一时的风尚。

穆旦1976年留下的最后一批诗作当中,“黑夜”仍是重要的意象,与前期相比已经发生了变化,根本在于从“黑夜”中取消了“上帝”的含义,与“黑暗”的含义基本上一致,如他在《神的变形》中所写:“我们既厌恶了神,也不信任魔”,变化的原因在于对人自身力量和大地的肯定,如《面包》一诗所示,“劳动”和“丰收”显示出这种肯定,同时也表明这一时期的作品与前期的差别。

中国是一个诗歌的国度。对诗歌这门艺术形式的推崇,对温润诗意的不懈追寻,曾经在中国人精神生活谱系中占据重要位置。百年以来的新诗创作,延续了诗歌的内在精神气质,创造了诗歌艺术的新天地。

这种转变还表现在出现了“天堂”与“地狱”这一组并峙的新意象,“我曾经为唾弃地狱而赢得光荣,/而今挣脱天堂却要受到诅咒”是早期的“光明”与“黑暗”意象的变形,新的含义在于两者的颠倒。

不错,诗人没有必要也不可能把现实都移植到作品中,他可以表现个人与隐秘情感,但如果大家都在个人区域里兜圈子,致力于本能、生存状态的揭示,拒绝“宏大叙事”,不去关注时代变迁、社会良知、国家命运,这样的诗歌作品就走入了自我窄化的逼仄空间。一个有出息的诗人,理应有明确的方向感,善于以个人视角去折射民族、时代、历史的鲜活现场。

冷刺着死人的骨头,就要毁灭我们一生,

在新时代,诗歌如何突破因袭已久的惯性写作模式,如何与当下生活现场有效地沟通与互动,如何重新获取温暖人心、震撼心灵的力量,越来越成为涉及诗歌艺术生命与价值尊严的关键性问题。从今日起,本版开辟“文艺观潮·创作无愧于新时代的诗歌”专栏,集中刊发一组笔谈文章,以问题为导向,全面梳理当下诗歌创作存在的突出问题,力求提出有针对性的意见和建议,以促进新时代诗歌创作的健康发展。

巴什拉说:“每个简单的伟大形象都揭示了一种灵魂的状态。”事实上,每一种简单伟大的形象与灵魂状态也对应着相应的历史境遇。“历史黑夜”的意象是通过在历史境遇中具体的历史形象来展开的,这样的历史形象可以用“不幸的人们”这一标题来指称。1940年穆旦写有《不幸的人们》一诗,他写道:“我常常怀想不幸的人们,/如同暗室的囚徒窥伺着光明,/自从命运和神祇失去了主宰。”这首诗当中,“不幸的人们”大有深意,表面的意思是,遭受了不正义打击而承受着命运的颠沛流离的人,其隐喻的层面是,在无神的时代,命运难以揣测,那些深陷黑暗中的人们身上携带着光明的力量。在这个形象中,黑暗与光明以互为因果的方式并存,标注了“历史黑夜”的未来的当下意识,这些形象的塑造也构成了一种“黑暗”诗学的历史维度,比如,流浪于街头为饥饿与困苦所侵袭的流浪人形象,“肿的臂,昏的头,带着疲倦的身体”的女工形象,漫漫长夜里的老人形象,“上海某家工厂劳作了十年/贫穷,枯槁”的青年工人,“一九三八年他战死于台儿庄沙场。”旷野上呼告的知识分子形象,“在耻辱里生活的人民”,“在痛苦的洗刷里”的洗衣妇,“迎受二十世纪的杀伤”的农民兵,饥饿的孩子,等等。